文玩，从来不拘泥于材质，也不拘泥于种类。在中国，我们其实有很多传统文玩的品类，不仅仅局限于各式各样的核桃、菩提、玉石珠宝等等，还有一些是活物。比如老北京人常常玩的花鸟鱼虫。而今天，小编就和大家说说国外的虫儿。

其实玩虫儿这个事相比于其他文玩，更多的是一种消遣，之所以玩虫会被算在文玩里，是因为玩虫的人大多数也都玩文玩，比如玩蛐蛐罐，鸣虫葫芦等等。但是玩虫的人又不仅仅局限于此，而玩虫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斗虫儿（玩钱的！），而且一玩就是一万人民币一把。

而斗虫儿这个事，可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中国的东南亚各国都有斗虫的项目。这其中，当属泰国的这个小村庄，玩的最嗨了。

在泰国北部农村，每年都会举行一项独特的活动：斗甲虫。参与者通常是低收入的农民，但赌注却非常高，从泰铢（约合人民币19元）到泰铢（约合人民币元）不等。

而泰国人都的虫子与我们平时用的蛐蛐也不太一样，他们用的是一种被叫做犀牛甲虫的虫子。当地人一般在9月份甲虫的交配季节在丛林中捕捉它们，一只普通的犀牛甲虫能卖到50泰铢（约合人民币9.6元），但一只“冠军甲虫”的售价可以高达泰铢（约合人民币元）。图为清迈的一个路边甲虫摊。

甲虫的主人会把它们带到“竞技场”，通过体积大小匹配对手。而让两只甲虫争斗的方式则是在旁边放一只装有雌性甲虫的笼子：雌性甲虫会分泌信息素，使得两只雄性甲虫为此争斗。比赛胜利的标志是一方折断另一方的触角。一般来说，失败的甲虫会被放回丛林，而获胜一方则会被饲养在甘蔗块上，等待下次“战斗”。

斗虫儿文化，起源于中国的唐代，是中国汉民族文化中的精髓。在中国的古代，并不是只有达官显贵才可以有实力和时间去斗虫，平常百姓家也一样会把它当做娱乐活动。

而斗虫的影响力也是十分强大的，“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说的就是明宣宗这位皇帝。而明宣宗这一生励精图治，创建了仁宣之治，结果也免不了因为喜欢促织，而留下了一个“促织皇帝”的称呼。ps：不同于乾隆皇帝和核桃，这个“促织皇帝”的称呼，可是实实在在出现在史书记载的。

而南宋奸臣贾似道作为一代权相，斗蟋蟀误国，落得个千古骂名。然而，他作为斗蟋蟀爱好者，却总结经验，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蟋蟀研究的专门著作——《促织经》，堪称中国昆虫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贾氏《促织经》原著今已不传，现在见到的是明人周履靖的续增本。其对蟋蟀交配习性的发现，更是发前人所未发，颇足称述。在今天，对于昆虫学史的研究，亦不失为一份难得的史料。

当然了斗虫儿这个事不仅仅局限于泰国，它还是全世界的一项文玩活动。日本人还举办了一项叫做《世界斗昆虫比赛》的项目（明显又是偷了我们老祖宗的文化）。

那么作为一个文玩人，我们老祖宗的虫儿，又是怎么玩的呢？斗蛐蛐、玩蝈蝈、养竹蛉必然是不在话下。

夏天已经接近尾声，就拿北京的冬天来说，寒冷无生机，所以北京人在这冬天总想着弄点有生机的活物，而鸣虫自然就成了三九天的交响乐。

暖炕育鸣虫，在严冬里仍能听到悦耳的秋声，那么人工饲养鸣虫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至少晚明的时候就肯定有了。“促织感秋而生，其音商，其性胜，秋尽则尽。今都人能种之，留其鸣深冬。其法，土于盆，养之，虫生子土中。入冬以其土置暖炕，日水洒绵覆之，伏五六日，土蠕蠕动，又伏七八日，子出，白如蛆然。置子蔬叶，仍洒覆之，足翅成，渐以黑，匝月则鸣，鸣细于秋，入春反僵也。”《帝京景物略》，促织也就是蟋蟀，北京人一般叫做蛐蛐儿，是北京冬日所养鸣虫中比较常见的，此外还有蝈蝈，油壶鲁等。下面咱挨个儿说说。

1、蝈蝈，别名有聒聒、螽斯、螽斯儿、油子（河南漯河与平顶山交界处，苏北徐州地区）、叫应（北京西部张家口至山西）、土喳子（四川南充）。

2、蟋蟀，北京成为蛐蛐。蟋蟀、油葫芦、蝈蝈号称中国三大鸣虫。三大鸣虫中，玩得最好、最精彩、最有文化韵味的当数蟋蟀。古人玩蟋蟀讲究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叫"留意于物"。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南宋宰相贾似道，竟然因玩虫而误国；第二种境界称"以娱为赌"，把斗蟋蟀作为赌博手段；第三种境界叫"寓意于物"，这是最高境界，多为文人雅士所为。

3、油壶鲁，似蛐蛐但是比蛐蛐大，又名结缕黄、油葫芦，由于其全身油光锃亮，就象刚从油瓶中捞出似的，又因其鸣声好像油从葫芦里倾注出来的声音，还因为它的成虫爱吃各种油脂植物，如花生、大豆、芝麻等，所以得”油葫芦”之名。

除了这些之外，文玩人玩的还有很多的鸣虫。类似札嘴，梆儿头，金钟等等，但是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期就不为大家一一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