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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郎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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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木

我第一次进育才的时候，是陪我姐姐来的。当姐姐在学校办公楼办手续的时候，我看着来来往往的学生们，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服装自然各有不同：从陕北到西柏坡再进北京的孩子们多数穿的是灰布的衣服，估计是随军服装厂做的；而从东北四野干部子弟学校来的孩子们，则发的是哔叽海军服，甚至还有小皮靴；从老乡家接回来的孩子，穿的就是农村孩子的黑棉袄，等等……那时候真把我给看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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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进育才的时候，已经大不相同了。学校已经正规化了，给每个孩子发了几套洗换的衣服；从外衣到背心儿、裤衩，甚至鞋袜。每到换季的时候，再另发新的。比如到了夏天，男生就发短裤，女生就发裙子。到了冬天就发给我们棉衣、棉裤、棉鞋、棉帽、手套；如果有流行性感冒还要发给我们口罩。

我进育才的第一天，同学们一眼就看出来我是个新生，因为我的衣服和大家不一样。我到了二院的男生宿舍，找到了四班的房间。管我们班的任阿姨，带我去总务科领了全套新衣服和鞋袜，她让我在所有新衣服上都缝上自己的班级和姓名。你想，一千多人的学校，都穿一样的衣服，没有个人的名字怎么行？如果拿错了，你哪儿去找啊？

可是针线活儿可难死我了，我从来都不会缝缝补补。结果缝了半天，才勉强在一只袜子上缝上歪歪扭扭的名字。那时候，还没有简体字呢，那些字的笔画还真不少。我一想要偷懒还得带回家，于是周末把一部分衣服带了回去，想让我大姨帮我缝上名字，她的针线活一流。可是，我忘了她不识字，那可怎么办啊？只好硬着头皮抱着衣服去求妈妈，心想：她那么忙，哪儿有工夫给我缝名字。那会儿，妈妈正在写信。她听我一说，二话没说，直截了当就拿毛笔在我衣服上开写。速度惊人，三下五除二，没有多久，我所有的衣服上都写上了漂亮的毛笔字，连我帽子里儿都帮我写好了。妈妈办事总是出手不凡，效率极高。

任阿姨检查大家的衣服上缝好了名字没有，看到我的衣服上的名字又黑又漂亮，她大为惊讶。当她知道这都是我妈妈写的时候，就说：“用墨写名字快是快，可是一洗不就掉了吧？”我说：“我妈妈说，根据在延安的经验，在衣服上写字，不会一洗就掉的，顶多洗几次颜色会减褪一些，到那时候再用笔描一次就行了。”任阿姨闻所未闻就楞在那儿了，我则得意洋洋。后来，我的衣物洗涤多次，自己的名字依然还在，还那么漂亮，都不需要再描。

一个星期天，我从家回学校。那时候，我选择坐电车回校，就是为了省下钱来逛天桥。我先从大雅宝胡同走到大华电影院，在那一站坐上有轨电车，只要三分钱就可以到天桥。当时，天桥还是北京著名的“平民游乐场”。我们看不起大棚子里河北梆子或京剧的演出，那太贵了。也就是那个时间段，老舍先生请吴祖光先生一起进这个戏棚，欣赏新凤霞的评剧《刘巧儿》。我也不喜欢看飞飞飞的练杠子，那远不如体操运动员的表演。我最喜欢看快手刘的手彩戏法，他属于平地抠饼，就在街头划出个场子。他没有大型道具，全凭两只手来变戏法，自己的解说词还相当有趣。演完一场就让小徒弟拿一个小锣，翻了过来当托盘来收钱，我们小孩儿给一两分钱就可以了。

年，张郎郎和姐姐陈乔乔在北京大学

那天我坐在第一排，快手刘问我：这位学生，你能不能借帽子给我用用？我点点头就把帽子递给他了。他就给观众看看帽子里外什么都没有，再把两个袖子都撸到胳膊肘上，拍几下手两给观众看，表示他一无所有。此时他口中念念有词，突然一摆手，就从我的帽子底下拽出来一个兔子。众人鼓掌叫好，快手刘拿着帽子打算还给我，突然停住，就说：“学生我来猜猜，你是育才小学的吧？”我说：“对。”心想北京只有我们学校有校服，猜中这个不算什么本事。快手刘又问：“你是三年四班的吧？”当时我就楞了，心想你是怎么知道的啊？他又说：“你叫张郎郎对不对？”我说：“对啊。你能掐会算呀？”

众人又鼓掌拍手。快手刘摆摆手，说：“我哪儿有那么神呐，我只会变变戏法，又不是算命先生。这不过是跟大家开了个玩笑，逗个哏！”说着，把帽子翻了过来，帽子里儿什么都写着呢。原来如此！众人哄笑一起，我也跟着乐。天桥就是好，何况当时天桥还有小金牙拉洋片、宝三儿摔跤、王久香现做现卖薄荷糖……等等等等。在天桥的南边还有零食批发市场，我们可以在那儿买到便宜的脆枣、酸枣面儿、麦芽糖……天桥这么有意思，我们能不老去吗？

育才小学一进大门贴着北墙还有一组新的建筑物，那就是集体澡堂和洗衣房。你算算，一千多个孩子，每个星期都得洗一次，还不能占用学习时间，所以，集体浴室就得奇大无比，日程都安排得满满当当。浴室分为男女两间大屋。我们脱了衣服冲进浴室，左右两边各有一排一个挨着一个的方形小浴缸，孩子们就一人一个小浴缸，泡在里面洗澡。生活老师和阿姨一再叮嘱我们，在浴室走路一定要小心，因为地面铺的是瓷砖，那非常滑，如果有了水就更滑了。有的男孩子发现，既然特别滑就别站着走路啦，干脆坐在地下，用双脚一蹬就滑出去几丈远。于是，孩子们又发明了一个新游戏，有的坐着，有的趴着，在浴室地面上滑来滑去。有的孩子在身上抹上肥皂在地上滑得更快，整个大浴室里，满地都是飞来飞去的孩子。我倒不喜欢玩这个游戏，就自己泡在浴缸里，用双手做成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放进水里看那些细小气泡如何迅速从我手中逃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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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去洗澡，是个闷热天，浴室里都喘不过来气儿。我在更衣室急急忙忙胡乱穿了衣服就走，结果落了一只袜子。晚上当各班同学都回到自己的宿舍里了，几个高班同学找到我们屋，就问：“谁叫‘张郭郭’？我们捡到一只他的袜子，是哪位的？”我一看就是我的袜子，说：“是我的，可是，你们认错字了，我叫‘郎郎’，不叫‘郭郭’。”可是那会儿你说什么都没用了，从此我又多了一个外号——张蝈蝈。

三年级的时候，一个夏日的下午，我们正好刚刚发了新的服装，孩子们都穿上了白衬衣，男生穿短裤，女生穿裙子。那天在雩坛南楼西面小树林的树荫下，举行少先队的入队仪式大会。育才的传统是，我们得叫六年级的学长为大哥哥、大姐姐，我们算他们的“小根儿”。在入队仪式上，都是大哥哥或大姐姐给我们戴上红领巾。当时，是谁给我戴红领巾的让我给忘了。不过，我记得站在我旁边儿，和我一起入队的孩子是二班的毛小光。我还记得当我上六年级的时候，我作为大哥哥在入队仪式上，给“小根儿”献红领巾。真是无巧不成书，小根儿们列队等待，我们就托着红领巾排队入场，结果我恰好就站在我的小根儿蒋定穗的面前，还给她戴上了红领巾。这两次入队仪式我都忘不了，毛小光和蒋定穗这两位校友真是忘不了。

当年我和小光都出生在延安，我们两家的家长都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毛小光的妈妈叫雷平，是青艺的台柱子。她在延安是这样，到了北京也是如此。两家的窑洞正好挨着。我还没满一岁的时候，我妈妈和她妈妈都抱着自己的孩子在院子里晒太阳。两个大人聊天正聊得高兴，不料我突然出手打了毛小光一巴掌，还把她的脸给抓破了。这和一种月季花的名字倒不谋而合——抓破美人脸。没想到八年以后我们俩会在育才一起入队，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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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蒋定穗戴红领巾的几年以后，我去我姐姐的老朋友蒋庆渝家玩儿，那时他们家住在沟沿头胡同。到了他家才发现，原来蒋定穗是蒋庆渝的妹妹，他们的老爸是抗日名将蒋光鼐，第一次淞沪抗战十九路军的总指挥。在我们的童年，甚至青少年时代，一不留神就能见到传奇人物。可能那个时代，还是属于童话时代，属于理想主义的年代。

我在育才不断地发现“老熟人”，从东北来的孩子除了徐蔚蔚以外，还有刘沙地。他的老爸刘迅先生从延安起就和我老爸一起做美术工作，在东北画报社也是同事，到了北京刘先生在北京美协当领导。

从延安一起来的除了毛小光，还有张新华。

张新华的父母在延安就和我父母很熟，据说，他爸爸给他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在为给他起名字挠头的时候，一眼看到家里有个新华牌肥皂的木箱，灵机一动，就给他起了这个名字。不过，我还有个同学也叫张新华，是我在一零一和外语附中的同学。

张筠英和王小怀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

还有一些孩子，也来自东北，又一起进了育才。例如东北行政委员会子弟学校里的同学王小怀，他们家长是法院的，他特别淘气。有一天，在北陵大院儿的儿童游乐场，我姐姐正在打秋千，王小怀就跑来捣乱，他随着秋千的节奏，不断地在秋千运动弧线上跳来跳去。显示自己的大胆和灵活，没想到他自己脚下一滑，秋千就撞了过来。人们把他扶起来，一看头破血流，他还满不在乎。大家赶紧把他送去卫生科上药。进了北京他还那么淘，可是他胖乎乎的圆脸看着喜兴，招人喜欢。结果，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他和张筠英一起上了天安门，代表全国少年儿童给毛主席献花。他于是成了育才的大名人，就不能继续那么调皮了。他自己的事儿突然多得忙不过来，我也就不主动去找他玩了。此后，我们就没有什么来往了，据说后来他去学医了。

我们家住在哈尔滨的时候，家就住在兆麟公园旁边。这个公园原来叫道里公园，后来抗日名将李兆麟被暗杀后就安葬在这里，这个公园就改名为兆麟公园。我进育才的时候，就认识了从苏联回来的小孩阿立克。那会儿，他的中文还不大好，我们就连说带比划。

阿立克

我们俩在南楼西边小树林里玩儿，我教他玩弹球，他教了我很多俄文单词。他和我同岁，医院里。对我们来说，他父亲是个传奇，而他在孩子们的心目中也是个传奇人物。在学校里他很高兴，也和我们一起疯，一点不像失去父亲的孩子的样子。也许这是住宿学校的好处，这里就是一个大家庭。这对于战争时期从国外回来的孩子，有了自己的“新家”。心里就踏实了。

我在东北的时候，毛主席的女儿娇娇（大名叫李敏），刚从苏联回来，就和我们在一起住在四野子弟学校。那时，她的中文也不太好，可是我们也可以交流。那时候，我姐姐和她最好，一来因为我姐姐叫乔乔，她叫娇娇，好像是姐妹俩似的；二来那时我姐姐是学校的孩子头儿，而娇娇又是学校的贵客。

有一天，她妈妈来看她，孩子们都跑去悄悄看一眼。我也跌跌撞撞跟去看了一眼，也和大家一样赶紧埋头就跑了。我不知道那个妈妈有什么特别，就是一个瘦瘦的穿军装的阿姨，这样的阿姨我见过成百上千个了。姐姐说：你不懂，她是贺子珍啊！我真是不懂，贺子珍有什么特别？

李兆麟夫妇和儿子阿立克

在十月革命节的时候，学校演出了歌舞节目来庆祝。姐姐穿着俄罗斯的布拉吉，手里拿着一个三合板做的镰刀，表示她是俄国的农妇。娇娇穿上白衬衣，下面是一条蓝色的工裤，把辫子盘起来戴上一顶工人帽子，手里拿着一个木头做的铁锤。我们几乎全体的小孩儿，都站在台上。充当合唱团。我们先唱俄罗斯民歌：

随着歌声，我姐姐和娇娇从舞台的两边低着头按照音乐的节奏慢慢走出来，似乎她们像十月革命前的工人、农民一样痛苦。她们走到中间位置的时候，这个沉重的歌正好完了。她们俩一起突然高扬起她们的头，把手中的镰刀和铁锤高高举起，她们像苏联电影开始时出现的标志一样，手中的镰刀、铁锤拼在一起，那就是共产党的党徽。这时候在他们后面有人举起了红旗，灯光凝聚在她们身上。我们的大合唱就雄壮地开始了：

那会儿，我觉得我姐姐实在了不起，简直就是革命的小女神。那会儿，一般谁也不会去研究谁的爸爸是谁。如果碰巧知道谁的爸爸是谁，对孩子们也没有多大的震动。连毛主席的小孩都在这里，还有谁的孩子敢夸口自己爸爸官大？

到了北京我姐姐乔乔进了育才，见到了她在四野子弟学校的许多老朋友，包括娇娇还有何安生——他是何长工先生的儿子。

那会儿育才的孩子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个大故事，演绎着新时代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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