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6岁时，父母允许我独自回故乡。这是我第一次单独远行。

出发前，打听到油田一辆小车去柳园接领导，想搭个便车。那司机看我带着五个包，便立马拉着脸，勉强让我上了车。车上坐着一个搭便车的漂亮女人，她与司机一路上聊得火热，都不理我。不一会，我发现自己憋着一泡尿，他们俩每笑一次，我都会被尿憋得打个颤抖。年少羞涩，我不敢给司机说停车撒尿。经过漫长的两个多小时，车到柳园时，我都快憋疯了，背着扛着几个包，匆匆跑进人满为患的候车室，却发现里面没有厕所。没办法，把五个包扔在地上，先去解决燃眉之急。在广场西侧的厕所撒完尿，听见街上书店的喇叭里放着一首歌，“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费翔唱的，满街人都能听到。想到即将面临的枯燥旅途，琢磨是不是买本书路上看。反正是兜里有钱，可以自由支配了。出了书店，又觉得肚子饿了。想进小饭馆吃饭，又怕扔在候车室的几包东西丢了，自己跟自己不停地打赌：东西丢了？东西没有丢？假如丢了，就骗父母全部带到了。在车站外晃荡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候车室，发现除一个工作人员在扫地，人全走了，我的五个包完好如初地躺在地上。

那是坐火车的淡季，顺利买了一张硬座票，上了火车。

火车上人不多，稀稀拉拉，但每人都躺着，各占一排位子，谁都不让座。我想找个空位，拎着五个包走过若干个车厢，到了最后一节车厢的最后一排，两个中年妇人坐着。没有退路，没有商量，我一屁股就坐下了。总算消停下来，望着窗外快速移动的戈壁，我的心已经飞向远方幻想中的大城市。

一个月后回到柳园，已是下午，拉原油的车都走完了，没法搭便车。身上仅剩几枚硬币，走投无路时，想起在敦煌读中学时的同学建国、建利，他俩是双胞胎兄弟，家在柳园，便去找他们。他们家在西藏商贸公司驻柳园货场里的一排平房，父母年龄很大，说一口陕北话，咳嗽不停地着接待我。在弥漫着中药味道的屋里吃了丰盛的晚饭。晚上与建国、建利两兄弟睡在他家的炕上。建国话很少，总是在看书学习。建利善谈，与他聊得很晚。夜里总隔一段时间就能听到火车驶过的声音，每次建利会卖弄着告诉我：这是70次去北京火车；这是54次去上海的火车；这个嘛，是一列货车……

临睡前，又听到火车声，问他这是到哪里的火车。他迷迷糊糊说，这是一列往东开的油罐车。不知他是在蒙我，还是真能听出来，反正挺佩服他。

第二天，两兄弟留我玩一天。柳园没什么好玩的地方，他们带我去戈壁滩，抓蝈蝈。柳园的蝈蝈与其他地方的蝈蝈不一样，母蝈蝈长着一把日本刀形状的尾巴，是产卵器，公的蝈蝈没有。柳园的戈壁滩草很少，但长着一种草当地独有，我们叫它箭草——拔出草根，直直的，硬硬的，乳白的，根的底部像一个箭头模样，也不是很尖，像显微镜下男人精子头的造型。

三人一路走了很远，到了铁路边，玩他们儿时的游戏，在铁轨上走平衡。

多年后，发现过一张名叫《黄昏时寻找平衡的少年》的油画，与当时情景一模一样。这幅画的作者是王岩。

还有一个惊险的游戏是听火车。我们趴下把耳朵贴在铁轨上，听火车驶来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大，看到火车头一点点接近，让火车司机发现，有的便来一声尖利的汽笛声，有的会紧急刹车，有的也仿佛没有看到我们一样，反而加速。总是到火车逼近的最后时刻，我们才起身逃离铁轨，狂笑着飞跑起来。玩了几次觉得无聊，建利又有了新花样，问我想不想要把刀？我说如何得到，他便拿出一根半尺长的铁钉，放在铁轨上，不一会火车开了过来，几分钟后，铁钉被压成了锋利的铁片。我拿出了一个硬币，如法炮制，被压成了薄铝纸。回去后，建利给那铁片安了一个木把，真成了一把刀，送给了我。我发现他家里大大小小这种刀很多，有用的和不用的。

高中毕业，建国考上了清华，曾给我写过一封信，鼓励我当一名优秀的石油工人。建利考到北京的一所民航系统的学校，他们父母退休搬回老家，此后我与两兄弟失去联络。

此后，再过柳园，便没有可找的朋友了。

二

我当了石油工人后，有一年冬天，一个非常寒冷的晚上，赶到柳园。卖火车票的窗口已关，候车室改为凭票进入。

要等第二天才能买票，我到哪里过夜呢？瞎转悠一阵，花一块二，买了瓶小角楼牌的白酒，准备找个避风的地方喝两口取暖。走进托运行李的房子，门和窗户都没安装，雪花都飘了进去，里面与外面一样冷。地上整整齐齐地睡着一排藏族人，像无生命一样悄声无息。窗台边站着一个身材魁梧的藏族男人，极像佛像中人物，嘴里默念着经文，手里不停地摇动着经轮。我仔细观察他的脸庞以及服饰，他当我不存在，压根都没有瞄我一眼。不一会儿，隐隐约约听到有小孩的哭声。只见这男人挪动了一下身子，右手伸进胸前，从藏袍里摸出一瓶酒，放在了窗台上；接着又摸出一条羊腿，放在了窗台上；再摸，竟然提出一个光溜溜、黑乎乎的小孩，也一把放在了窗台上，那孩子只有几个月大；又摸，摸出一把屎，直接扔了出去。然后，他再按照顺序把孩子、羊腿、酒依次放进象百宝箱似的胸口，小孩便不再哭了。

车站外非常寒冷，溜达一会就冻透了身子。广场上已经被飘飘洒洒的雪染白了，一个人影也没有，一只狗狂叫了两声，飞快地跑过，广场对面录像厅喇叭里的武打声音却很响亮。

我犹豫是找小旅社住下，还是去录像厅看个通宵录像，最后还是决定看录像——看录像两块钱，比住旅社便宜两块。

录像厅老板是个老头，嘴里镶着一颗金牙，满脸皱纹里写着“烟酒”二字。交钱买票，拎着酒走进放映厅，烟雾腾腾，看不清前面的录像画面。一股热浪扑面撞来，刺鼻的煤烟味，搅和着脚臭、屁臭、狐臭、莫合烟味，差点把我熏倒，不过没到一分钟就适应了。放映厅里几乎坐满了人，墙上贴着周润发头像画，旁边隐隐约约写着“禁止脱鞋”。仔细打量四周，看录像的人长得都很奇特，有的面目狰狞，有的胡子拉喳，有的像街头乞丐，全都不像这个地界上的人。或许他们是附近工地上干活的民工，或许是与我一样赶火车的过客，无从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将到哪里去。

摸索着到第二排，找了个空位坐下，搓搓冻僵了的手，侧目看了一眼，邻座是相拥的一对男女，男人将手从女人毛衣领放进她胸口。猛然感觉这女人真好，用胸为男人暖手，我要有这样一个女人就好了，可又一想，他妈的放映厅里很暖和。

电视机里播放着《陈真》，以前看过的连续剧，陈真与日本浪人在比武，正打得欢实。霍元甲与陈真，是80年代人们最熟悉的武林高手。

点上支烟，拧开白酒喝了两口，身子渐渐暖和起来，困意随之袭来，没多久竟迷迷糊糊睡着了。长条木椅睡着不舒服，不知道过了多久，睡得脖子疼，起身出去撒泡尿，活动一下筋骨。外面雪下得很大，厕所太远，大街上没人，就地解决，用热尿在雪地上刺，画出一颗大树。

返回录像厅，在满脸烟酒的老板那买了包瓜子，回到座位，发现那瓶酒没有了。我站起来大声问：“谁拿了我的酒？！”没人吭声，没有办法，只好算了。

又囫囵看了一集，一大片人都睡了。大约夜里3点钟，突然，一个看似很凶恶的人在人群中站了起来，呼喊录像厅老板：“停！”他让暂停放映，要撒尿。第一次知道录像厅还能这样，可以暂停，集体去撒尿。灯亮了，录像停了。歪七八糟看录像的人一下子精神了，聊天的、骂娘的、吃东西的、抽烟的、出出进进的，屋里乌烟瘴气。直到那个喊暂停的牛人回来，老板才继续播放。没几分钟那人又大声喊叫：“放点好看的！”老板磨叽一会儿，真换了磁带，播了一部毛片。所有人顿时瞪圆了眼睛，精神头来了，吞咽着吐沫目不转睛，侧目看到邻座的男人，已经把手放到那女人的裤裆里暖和去了。

不到一小时，看得正酣，录像突然停了，又开始播放《陈真》。老板嘟嘟囔囔地说看看就行了，公安查得紧，查到就会把他和大家全都抓起来。

熬到早晨，我挤上一列东去的绿皮火车走了。

三

柳园坐火车，人多票少，碰到出行高峰期，买票极难。我去重庆上学那年，暑期到柳园坐火车，不光是买不上票，有票的都上不去车，有的火车只让下不让上，有的火车连车门都不开。

那次，在柳园晃悠了两天也买不到火车票。晚上打发时间，溜跶到东边铁路局家属院，碰到俱乐部正在举办交谊舞会。我幻想着能有场艳遇，认识一个铁路上的女人，以后帮着买车票。这么寻思着，进了舞厅，邀请几个女人跳舞。可一旦说出意图后，她们对我这个过客马上就没了兴趣。

第二天，继续在火车站溜跶，遇到一个从外地归来的朋友刚下火车，与他寒暄一会，得知小学同学小东在油田柳园库工作，于是马上就去找小东。我和小东多年没见面了，他非常热情地请我吃饭喝酒，聊小时候的事，很开心。到了晚上，安排我住他的宿舍，他与别人去挤着睡。他的宿舍是我见过最简陋的宿舍，中间放着一张麻将桌，靠里是一张小床，其他什么都没有。我喝得有些晕头晕脑，就倒头睡下了。

一觉醒来，发现屋里挤满很多人，围着麻将桌观战。我起身去看了看，小东把我介绍给大家。他们都很客气地邀我打麻将，我还是头晕，推辞后继续睡觉。其实也睡不实了，到了半夜，这些人压低了话音，他们声音越低，我越是感兴趣地听。大概听明白了，他们分工，要去偷一个库房里的物资。一两点的时候，灯关了，人都散了，我才踏踏实实地睡着了。

天快亮的时候，小东推着一辆自行车进了屋，其他人也陆陆续续来了。他们先是看看我还在睡，就压低声音说话，大概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偷上想要的东西，只弄回一辆自行车。

早上，小东叫我起来去吃早饭，他用偷来的自行车驮着我，去柳园繁华的火车站对面大街吃羊肉粉汤。路上，我想给他说点什么，但又没法开口。

吃完羊肉粉汤，我急着要走，小东找到火车站的朋友，还真弄上了中午出发的车票。他回去上班，我们就此分手。

那一年，寒假没回来。第二年的暑假我才回来，到柳园去找小东。到他宿舍门口，门被一把大锁锁着，问了几个人才知道，他们那些年轻人都因盗窃都被判刑了，有判十几年的，有判两三年的，小东被判了五年。我非常惊讶，内疚好长时间，后悔当初应该劝劝他就好了。

几年后，我在油田一线的电视台工作，在大街上偶遇小东。我很激动，他却面目冷漠，眼神不敢直视我，他变了。听别人说他在牢里被人干了，脑子受了刺激，刑满释放后，回油田二次就业了，三十多岁也没有成个家，此后在也没有见过他。这么多年，不知道他过得如何，是否娶妻生子。

四

到柳园坐火车，自己买票难，帮人买票更难，往往要托关系搞票。

有一年，单位电视台领导给我交代一个任务，去柳园帮他买张卧铺票。临行前，他交给我一封信，说到了火车站，直接去找站长，给过信就能拿到批条，买到卧铺票。

我搭便车赶到柳园，找到一位胖胖的站长。结果那胖站长看完信后，当着我的面，把那信撕扯得粉碎，往地上一撒，说声没有票，转身就走。

任务完不成没法交差。就给领导挂长途电话汇报情况，领导不说交信的事，只训斥我没用，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要我想办法，就是连夜排队也得买到，买不到卧铺票就别回来。我只好去售票窗口排队，哪知道那天排队人太多，多数都是票贩子，排队也买不上。没法，我只好与一个票贩子联络，买一张票要加元钱。

这个票贩子看起来文绉绉的，夜里，我绞尽脑汁与他聊天，聊社会、聊国际、聊历史、聊生活、聊女人，使尽力气聊。半夜，还给他买方便面、火腿肠、榨菜。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终于开窗卖票了，卧铺买上了。那票贩子给了我票，说不收那多加的元钱了，可以和我交个朋友，以后想买票都可以找他。我们互留了地址和电话，记得他叫张光。后来我与张光真成为了朋友，他帮过我好多次，我也请他到了七里镇的家里喝过酒。

五

到了90年代，柳园火车站变了，更名为敦煌站。盖了新的候车室，行李托运房也安装上了门窗，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过往旅游的、出差的人越来越多了，火车票却更难买了。

我与单位老王去成都出差，到了柳园，老王想尽办法也搞不到车票。无奈之时，老王突然想起学校有个教音乐的孙老师说过，火车站派出所有个陈所长，曾经跟他学过钢琴。老王是老江湖，能说会道，有这点线索，很快就找到陈所长。陈所长外表挺拔，一副刑警队长的气质，当知道我们是孙老师介绍来的朋友后，当即联系车站买票，可的确没有票了。他让我们放心，说直接送我们上车。

火车来了，人多得挤不动，陈所长开辟一条专用通道，送我们上车，还安排小警察买了一箱啤酒送给我们。接洽上乘警长老张和乘警休林后，两人立即安排我们去软卧包房。相互介绍没几句话，四人就开始喝酒，一箱啤酒喝完，我和老王与他们都拉熟了。到了饭点，餐车已经准备好一桌丰盛的饭菜，我们吃完旅客才能开餐。休林酒量大，很健谈，个头不高，非常健壮，眼睛毒辣，感觉一眼能看穿别人。我说他非常像电影《最后的疯狂》里的警察，他很开心。乘警长老张却很文弱，酒量也小。晚上接着喝，一瓶白酒见底后，休林出去走了一趟，没有多久，就捧着一堆酒瓶回来了。那些是从硬座车厢没收来几个半瓶酒，有伊力特曲、有金徽、有陇南春什么的。几个人聊得开心，都喝大了，让我们锁门睡觉。

到了半夜，软卧包房门被女列车长打开了，我们被赶了出来，说我们不买票，混吃他们餐车饭，还睡软卧，太过分了。她还给了点面子，让我们坐软卧车厢过道座位，然后锁上软卧包房门就走了。没多久，休林来了，打开包房门继续让我们睡觉。他与女列车长闹翻了，才知道列车乘警是铁路局临时随机派遣来执勤的，与女列车长他们不是一伙的，相互管不了。闹腾一下，此后女列车长就再也不管我们了。

第二天，我们继续在餐车吃大餐，在包房里喝大酒，他们讲他们多年来火车上的奇遇，我们讲我们传统的石油故事，与女列车长相安无事。

晚上火车翻越秦岭时，他俩忙碌了，说是甘肃的、陕西的、四川的小偷在这里要汇集了。休林身手敏捷，抓了十几个小偷，手铐都用完了，有两个小偷是背过手，用鞋带绑着大拇指的，让我们帮忙看着。乘警长老张在餐车负责做笔录，小偷跪在地上接受询问。

小偷们经受不了，都招了。老张忙着写案卷，小偷不停地按手印，他们要在到达成都前，把所有案卷与小偷都移交沿线铁路派出所。临近终点，终于忙完了，两人一个劲地给我们说抱歉，没有陪好我们。

到了成都，因为没有买票，他们把我们送出火车站。大家互留通信地址，相约以后火车上在聚。望着他俩的背影淹没在人群中，有些难舍。这是一趟幸福之旅，感慨教音乐的孙老师、派出所陈所长、乘警长老张、乘警休林，都是人生中遇到的好人。

六

那一回出差，在成都呆了20多天，办完公事，老王有别的事，我独自返回柳园。

这是趟加班火车，走走停停，磨叽了一个晚上，天亮才到广元。到站后，车厢下了一大半人，总算轻松点，有了座位。火车开出广元没多久，车箱里就有传过来一股好熟悉的酒香味，真提神。一个音色较高的声音也与酒香一起飘过来，仰头一看，车厢中部，有一个老头好像是在演说。慢慢移动过去，坐在他斜对面，想听他说什么，打发这无聊的行程。

这老头精瘦，脸庞黑红，一直红到脖子上，脖子上也暴涨一根筋。他演说一会，就吃口菜，再喝口酒。喝酒的时候，端起杯来，仰脖子倒进嘴里，猛吸一下，发出“嗞——”地一声响，很刺激人。我假装没事，悄悄观察。

他说话听着很悬，有说书人的感觉，一惊一乍，抑扬顿挫。听的人是越聚越多，对面的听客肯定是上车才认识的。

记得他说：当今社会，高手云集，大多武林侠士都隐藏于民间，没准我们身边就有武林高手。

他突然压低声音，很神秘地说：前一段时间在成都，我亲眼所见，一小女子把一个壮警察轻轻一拍，那壮警察就倒地昏死过去……

听他讲了很多，我想这人神经有毛病。

火车开到秦岭附近，临时停车，老头也讲累了，也停嘴了。

我点了支烟。

车停的时间很长，烟抽完了。我用两个手指把烟头往地上一弹，很随意，可那烟头在地上像体操运动员一样，翻滚几个跟头后，竟然站立在那里，还冒着青烟。

这一幕让老先生看到了，他瞪大眼睛盯着我看了一阵，再看看地上的烟头，又抬头看看我。

之后，他突然双拳一抱，冲我行礼：小兄弟原来是武林高手呀，看似这么年轻，就身怀绝技！

他拉我坐到他的身边，不待解释，倒酒双手相敬。我这人是喝酒从来都不会劝别人，但我又经不起别人劝，喝吧，怎么办。

我反复说自己没有功夫，他哪听得进。他说，越谦虚的人，说明功夫是越深呀，我就是他寻找多年的武林高手。他很虔诚的样子，拿出好多好吃的请我吃。特别是他带的臭鸡蛋，臭到极处就是香，我不吃就是不礼貌。又拿出白酒请我喝。吃吧，喝吧，几杯之后，我就把自己真当成了武林高手了，这段路途不再寂寞了。

他竟然与我是同路，他去新疆，我到柳园，可算是有个伴了。到了宝鸡要转车，人太多，在出站的时候，我们就挤散了，试图找他好几圈，也没找到。

总是忘不了这爱说武林高手的老头，特别是那脖子的那根青筋，也许他永远活在他的武林世界里。

七

这趟回程是出入柳园最艰难的一次。我从宝鸡登上过境到兰州的火车，站了一夜才到兰州。还没出站，就发现对面到乌鲁木齐的绿皮火车停在那里，于是跟着人群往车上挤。我上去的时候，脚都沾不着地了，顺着人流被抬了进去，快被挤扁了。我挤到乘务室门口站着，腰都也直不起来，火车开起来后，晃荡晃荡，才感觉好点。

我站立在乘务室旁边，本来就拥挤，身后有人故意挤我。开始我怀疑是个小偷，后来发现不对劲，那人用下体顶着我的屁股。扭头一看，却是个白白净净的小伙。他离开我了一点，没过一会又贴上来了，还用鼻子闻我的头发。我狠狠地蹶了他一屁股。

乘务员过来了，是个漂亮的女孩，长得高中生模样。我侧身，她挤进乘务室，没有关门。我眼前有了舒服的空间，开始试探着与她聊天。她是铁路技校的实习生，为套近乎，我说我是石油技校的实习生。她说她想去敦煌玩，我说我一定带她去爬鸣沙山。我拿出成都的豆腐干给她吃，她给了我一颗水果糖。一来二往，就被她请进了乘务室就坐，真不容易。站立在外面的人堆和小白脸，看着我这样待遇，羡慕得都快流口水了。那个女孩叫李小莉，郑州铁路局的子弟，与我们“油二代”很相似，都是老国企，体制都差不多，很快我们就聊熟悉了。我大胆地告诉她，我在兰州上车，还没有买票，柳园站是个全国先进火车站，票查得很紧，没票出不了站。她出了个主意，快到柳园时，她去给我补张票，这样省钱。

夜里，我几乎把我所知道的笑话搜肠刮肚，都讲给李小莉听，逗得她很开心。小小乘务室里，充满了我们俩的荷尔蒙，相互吸引着，又相互克制着。

车到柳园之前，她被列车长找去开会，没等到她回来，我就下车了。我孤独地站在站台上，望着西去的绿皮火车，站了好一阵，算是在给李小莉的告别。她真是个漂亮、可爱的姑娘，可惜之后再也没遇见过她。

出站的人都走完了，车站工作人员过来，问我干吗的。我说是等火车出发的，对方就不再管了。半个小时后，他们都放松了警惕，我就从出站口西侧的工作人员通道溜出站了。

柳园火车站新楼。董政权摄。

过了几年，敦煌通火车了，有了名正言顺的敦煌站，柳园火车站把名字又改了回来。渐渐去柳园的机会越来越少，交通出行的方式变了，坐绿皮火车成了过去的回忆。

结婚后，我再也没回过故乡。后来我离开油田到北京工作，家也搬到北京，儿子却把石油小镇七里镇当成了他的故乡。

再没有去过柳园，但是它在我心中的位置一直没有变。

——完——

题图为80年代的柳园火车站。梁泽祥摄。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李炯，60年代末生于甘肃戈壁石油小镇，辗转于青海柴达木、上海、北京工作，学过绘画、电影，当过石油钻工，扛过摄像机，拍过纪录片，结交三教九流，能饮善讲，装着一肚子故事。现居北京，在一家行业媒体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