蝈蝈

尚刚文物学大树王世襄澎湃在线

发布时间:2023/6/10 17:5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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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年5月25日-年11月28日),字畅安,中国文史学者,文物收藏家、鉴赏家。对中国传统工艺的研究深入,并在介于文物与民俗之间的诸多领域都有丰富的收藏。董桥称其为“中国第一玩家”与“活故宫”。

尚刚,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如果说当代有哪位文物学家成就最卓著,那他一定是王世襄。如果说现今有谁对老北京的民间游艺了解最全面,那他一定还是王世襄。

如此评价自有实在的依据。世襄先生已出版著作三十余部,文章刊布则在百篇以上。其论著的学术内容已包括了漆器、家具、竹刻、书画、铜佛、匏器等等,而游艺的品类则涵盖着鸽子、蛐蛐、蝈蝈、大鹰、獾狗、摔跤等等。世襄先生不惟著述等身,论到学识之渊博、见解之深宏、观察之细腻、讨论之严遂、描述之精确、文笔之优雅、感情之真挚,当代文物学家也无人能出其右。起码,我的见闻是如此。

说到文物学,不论世襄先生的哪种论著,都有重要的价值,而学术意义最大的,则当推《明式家具研究》和《髹饰录解说》,这两部著作是他倾诚竭力数十年的心血结晶,他的学术风貌也在其中展现无遗。

在中国,文物学是门古老的学问。若从宋代金石学算起,已有了千年历史。入明以后,文物学却总与古董商纠缠不清,单调古旧的手段、陈陈相因的议论、贫乏干瘪的语汇令研究困顿难前,几乎沦落为学界嗤笑的对象。

20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文物学终于展现出新气象,探讨制作、研究材质、参证文献、注重考古成果逐渐成为有识之士的新作为。这新气象的萌生,全因若干前辈的身体力行,而在这不大的学术群体中,世襄先生堪称典范。

通常,文物学家总爱依据时代模糊难辨、来历不甚可靠的器物,臆造出种种莫名其妙的标准,断汉定唐,说真论赝,如此鉴定,年代错乱者不少,指鹿为马者更多。世襄先生截然不同。按说,以他深切的体认和渊博的学识,鉴定家具并非难事,但他却总在推拒,近年则尤甚。道理是以他旧有的积累,对当今的材质与制作已难一一辨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世襄先生芳嘉园旧居墙壁上,曾长期粘贴一纸,楷书“奉上级指示,王世襄不得为他人鉴定文物”。

实物是文物学研究的核心,世襄先生当然关心真伪、关心时代,他也深具作出权威鉴定的能力与声望,但他从不轻言,甚至坦言“自己感到特别惭愧的是明式家具的准确断代问题未能很好解决”(《明式家具研究后记》),而明式家具却是他用心苦、认知甚深的文物种类。这种求实的精神实在令人感佩,与那些昏头昏脑主观臆断和为牟取钱财而违心鉴定的各类“专家”相比,真有天渊之别。

最令世襄先生萦系于怀的是文物的科学研究方法。为更准确地解说实物,他下苦功,费大力,拜师求教,调查采访,揣摩分析,对所论列的古代漆木器的技艺、材质,积聚了远远超出前辈学者的深人认识。

为了解漆器,“他恭恭敬敬地师事名漆工多宝臣先生,在两三年内几乎每星期日都去多老先生家,看他操作示范,不厌其详地提问题,写笔记。他还将多老先生请到家中,请求修复残器,在旁帮助操作”(朱家溍《“昂首犹作花,誓结丰硕子”》)。

为研究家具,他曾长年放弃国庆和春节的休假,在北京与其周边四出寻求,“遇到值得研究或保存的家具,原主同意出售而又是他力所能及的,便买下来。买不到便请求准许拍照。拍不成,则请求准许量尺寸,绘草图”(朱家溍《明式家具研究序》)。

为认知家具榫卯,他还“请求匠师,用柴木仿制,乃至切削萝卜,摹拟榫卯”(《明式家具研究后记》)。对匏器,他曾手植、做模,以实践求真知。他年的制作甚至被香港的文物家误断为出自清人之手。

世襄先生不尚议论,其学术建立在切身体验的基础上,源源本本,有根有据,真切之极,朴实之极,是真正的求实之学,是既有著述、辞书里搜寻不到,却必将进入学术史、足以垂之后世的切实有用之学。而他所解说的《髹饰录》、校释的《鲁班经匠家镜》等更是以“动手动脚找东西”为重要基石,对文物基础研究的实质性大贡献、大突破,书斋学者绝对无从措手。

切身体验当然不会令世襄先生满足。既然研究的是行将消逝的文明,既然现存的孤立文物是在已经消逝的环境中产生,若怀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理想,就必须阅读大量的历史文献,因此,他的著述又以充分的载籍为重要的学术支点。

或许读者不会认为世襄先生花费了太多的文献功夫,但如果认清古代手工艺的卑下地位,如果了解古代匠师多为文盲的历史现实,就该知道关于工艺美术,特别是关于其制作、材料的文献有多么珍稀。世襄先生绝无掉书袋的习气,但在其著作中,已经称引了出自经史子集的大量文献,其内容贴切翔实,数量大大超出既刊著述,显示出深厚的文献功底和巨大的精力投人。

历史文献之外,世襄先生的研究还大量引用古代画迹版刻,这在《明式家具研究》中,表现得尤其充分,而画迹版刻所揭示的内容,形象直观,又往往是古籍缺载或抽象的文字阐释易于引发歧义的。

真赝、时代是研究文物无法逃避的重大问题。尽管传世文物往往拥有更高的艺术价值,但多数终由于来历不清、时代不明,而科学价值较低。因此,问题的索解必须以来历可靠、时代明确的考古实物作基本的参照。

世襄先生的研究对象,大多属于明清时期,而考古学尚很少顾及明清,故其多数论著似乎对考古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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