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好客也好酒，那时候总是有人找上门来和父亲喝酒，总是已经很晚了，父亲和他的朋友还在喝，朦朦胧胧中都是些东北口音，所以我这个东北人到了后来对东北人没什么太好的印象，嫌他们话多，夸夸其谈。我父亲的朋友中有一位很瘦，北京口音，后来成了我的老师，便是朱可梅先生。朱可梅喜画花鸟草虫，那时候的朱先生穿着中山装，衣服口袋里总好像装着什么，鼓鼓囊囊的。有一次他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果子，我以为他要吃或给我吃，但他看了看又放回口袋。有一次他口袋里放着一个玉米棒子，那时候鲜玉米刚刚下来。

我跟朱先生学画的时候已经13岁。去了，也只是看他画画而已，不画素描，也不画速写，去了，可以翻翻书，都是些老画谱。窗台上，还有那两个衣柜上都放着些书，衣柜上还有个青花的胆瓶，里边插着一把掸子。朱先生对我说，我画画，你看就行，我就站在那里看。朱先生画画一般都站着，但画草虫就必坐下。他用生纸画草虫，一边画一边说第一遍勾线要淡，笔上的水分要最少。我就站在那里看朱先生勾线，朱先生勾很细很淡的线，很快。然后是施色，用一支小号羊毫，一手使笔，一手是一块叠成小方块的宣纸，火柴盒那么大一块，一边施色，一边马上就用这小纸块在纸上轻轻按一下，不让颜色跑出去。朱先生画工虫很快，但颜色总是要上好几遍，一只虫子就在纸上了，然后再用深一点的颜色把线勾出来。如画蚂蚱，须子是最后画，从须子的根部朝外挑。朱先生的这两条线勾得很好，他自己也得意，说你看看这线，又说颜色不要上闷了。

后来，朱先生让我给他磨墨，我磨好，他试一下，用墨铤再磨一下，说还不行，我就再磨。朱砂也要研，先把水兑进去再不停地研，研得差不多，先生说别研了，再研就坏了，然后他再把胶兑进去，一边兑一边用笔在朱砂里蘸一蘸，再一会儿说好了，或说你看这就不行。用朱砂画雁来红，画完朱先生就会把纸马上反扣过来，说这样颜色就不会往后边跑。有时候画干了，朱先生会在纸的背后再把笔一跳一跳地补些朱砂。朱先生的雁来红很好看，颜色好，但不是一大片，通透。朱先生对我说，别画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朱先生把叶子与叶子的空隙留白处叫“气眼”。朱先生画桃子，先在纸的背后用藤黄和赭石调好的颜色打一下底，然后再用胭脂从正面画，一笔，两笔，三笔就成。朱先生画的桃子很饱满，他反对学中国画画素描，朱先生自己就不画素描。朱先生画葫芦，总是从葫芦屁股那边开始画，画蝈蝈从不画绿蝈蝈，只用赭石画麦秆儿颜色的蝈蝈，朱先生说绿蝈蝈红肚皮不好看。朱先生的小小画案上放着一个火柴盒子，火柴盒子上用大头针扎着一只蝈蝈，这个蝈蝈在朱先生的画案上放了许多年。朱先生画画总是先看纸，把白纸挂在立柜旁边墙上的那根铁丝上，一看就是老半天，嘴一动一动的。朱先生对我说，要把纸上的画看出来再画，画完这张画，还要把它再挂在那根铁丝上再看。朱先生说画平放着看有时候是虎，挂起来却是一只猫。

我跟朱先生学画，是从帮着裁纸、磨墨、兑颜色开始的。朱先生最喜欢的画家是齐白石，不怎么喜欢王雪涛。他说吴昌硕太灰；任伯年笔好但没意境；徐渭是个疯子，容易让人学坏；八大的鸟是漫画，总是在那里瞪人也不好。而朱先生说自己画了一辈子都没着落，我不知道他要着落到什么地方去。

朱先生画紫藤的老干用一种笔，画紫藤的花又是一种笔，用大笔画很细的线、很小的叶片，而落款却是用小衣纹，用小笔写比较大的字，写两三个字，墨就没了，蘸墨再写。朱先生的题款总是浓浓淡淡直至枯干，很好看。朱先生画画，工作却在邮电局。朱先生没事拉京胡，嘴跟着动，忽然他不拉了，过来看我，说：“这地方交代清，这些叶子是这根上的呢还是那一根上的？画画别复笔，别描，一描就臭了。”“写字不能描，画画也不能描。”朱先生的单位正月十五出灯，单位要他给灯笼上画些东西，他也照画，很认真。灯挂出去，有人说不好，先生说：“你懂个屁！”

后来，我已经大了，但还是经常去朱先生那里看他画画，给他磨墨兑颜色。朱先生用的时候总是说：“合适。”有一次，朱先生忽然很高兴，说花鸟能行了。我不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后来就看到了那张《毛竹丰收》，朱先生很兴奋，说还是竹子好看。

朱先生教我画画，从来没什么理论。朱先生说，中国画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又说：“齐白石就不画素描！”又说：“学中国画就要先学会磨墨兑颜色裁纸。”朱先生把蜜蜂叫作“眼睛”，画紫藤时总是说：“眼睛在哪儿？眼睛在哪儿？”朱先生把蚂蚱也叫“眼睛”，说：“怎么‘眼睛’在那儿啊，不对！瞎了。”记得有一次，朱先生把父亲的人参酒拿起来对着光看，看来看去就看那根酒瓶里的人参。父亲说你又不画人参你看什么，喝酒吧。朱先生不高兴了，说不画就不能看了？朱先生的口袋里，总放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有一次他一手掏手绢，一手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个树上结的那种柿子，黄黄的很好看。他把柿子擦了又擦，我以为他要吃或者给我吃，但他把柿子擦完看了好一会儿，又把它放回了口袋。

我们那地方不长柿子树，不太好活，活了也不会结柿子。

怀念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