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五帝时代所处的年代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并可划分为三个时期：黄帝时期、颛顼与帝喾时期、唐尧与虞舜时期。结合先秦文献与考古研究，以上三个时期可以与中华文明的三个发展阶段即“古国文明”“古王国文明”“王国文明”相对应。纵观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首先是在小的地理区域内形成缺乏“王权”特征的“古国文明”；之后产生初具“王权”特征的“古王国文明”，但此时仍缺乏有序的国家管理机构且具有小区域特色；最终形成以中原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具有王权与王室文化特征，且社会管理体系初步完备的“王国文明”。目前考古学所揭示的可与三个“文明”阶段相对应，并能列举一系列特征表明其社会进入“文明”发展状态的考古学文化实体个案，分别是“红山文明”“良渚文明”和“陶寺文明”。其中“红山文明”是否代表着黄帝时期的古国文明，“良渚文明”是否代表着颛顼与帝喾时期的古王国文明，尚需要进一步地探索与认证。但是“陶寺文明”所代表的应是尧舜时期的王国文明，是王国文明的开端，即“最初的”。

关键词：五帝时代；古国文明；古王国文明；王国文明

*基金项目：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第六批课题重点项目“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Z—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朱乃诚，男，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文明起源与形成研究。

本文所探索的“五帝时代”，是以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为依据。先秦文献记述的五帝，大都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世本·帝系》明记：“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为五帝。”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即以此为本。而中华文明的形成问题，主要依据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成果进行探索。分析“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要将传统古史中传说时代的部分内容与考古学研究结合起来进行。

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文献资料，是地下出土的商代晚期的甲骨文。经王国维对甲骨文的研究，证实司马迁所记载的商代历史是可信的。据此王国维推测《史记·夏本纪》所记载的夏代历史也应是可信的，只是直到现今还没有被出土文献资料所证实。《史记》记述的夏代之前有五帝，这些历史也还未得到证实，自然有待今后的探索。但甲骨文对《史记·殷本纪》真实性的印证，表明了考古学研究是可以结合古代文献来探索商代之前的“传说时代”。

将五帝时代和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探索，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如年开始发掘的山西省襄汾陶寺遗址及其相关研究，提出了国家起源、晋南夏人遗存、尧舜时期的史实、距今年以前的古国等问题①；年、年，辽西地区凌源东山嘴与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晚期大型祭祀建筑遗址与积石冢群的发现，为红山文化研究提供了大批全新的资料，促使研究者对中华文明起源、中华古国史的研究进行新的思考②；年，田昌五通过对古代社会形态的研究，从传统古史的文献角度研究文明、国家的起源，提出奴隶社会形成于夏代之前，古籍中记载的黄帝、炎帝和蚩尤之间的循环战争，标志着文明的开端，而夏朝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③；年，田昌五发展这一观点，提出已有五千年的文明史④；年，苏秉琦依据辽西东山嘴、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辽西发现的红山文化晚期的“坛、庙、冢”等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举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年⑤。

迄今为止，对五帝时代的探讨，对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已经形成了许多研究成果与认识。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对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形成问题再做进一步地探索。

一、五帝时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年代与相应的考古学现象

五帝时代以黄帝时期为始。黄帝时期与神农氏、炎帝时期分属两个时代，而与颛顼、帝喾尧、舜合称为一个时代，即五帝时代。《周易·系辞》载：“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其文就将五帝视为同一个时代。

五帝时代是一个发展的历史时代概念，是由前后五个重要人物及其所属的部落集团为代表，可分为五个时段。然而按照先秦文献的记述，可将五帝时代分为前后三个时期，即黄帝时期、颛顼与帝喾时期、唐尧与虞舜时期。依照文献记载五帝时代的突出特征，对照考古学研究成果，大致可将五帝时代对应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后半段与新石器时代末期，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之间。

（一）黄帝时期社会的主要特征、年代与相应的考古学现象

依据较早的先秦文献，体现黄帝时期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突出特征主要有以下四项。

第一，战争。最为著名的就是黄帝与炎帝和蚩尤的战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又如《逸周书·尝麦》载：“（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

第二，进行祭天活动，假“天意”管理天下民众。《逸周书·尝麦》记述黄帝“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

第三，设立管理社会的人员或机构。《逸周书·尝麦》言黄帝“乃命少昊清（原文为“请”）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

第四，物产逐渐丰富，财富得到积累。《国语·鲁语下》载：“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

依据以上黄帝时期社会的主要特征，对照考古研究和发现的相关成果，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前后可能是黄帝时期所处的年代。当时社会的突出特征表现为：一人独尊的现象开始呈现，战争出现并逐步频繁。

考古学研究揭示出该时期出现了战争，玉钺开始出现，军权产生，呈现出一人独尊的现象。如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末段的大型墓葬及随葬玉钺；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发现的凌家滩文化中晚期的“风”字形玉钺；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期开始出现的玉石钺；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群发现的“神庙”与人像遗存、大型积石冢及中心大墓；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殿堂”式高等级建筑基址等。

（二）颛顼与帝喾时期社会的主要特征、年代与相应的考古学现象

将黄帝与颛顼分属前后两个时期，先秦文献已经有所指明。《左传·昭公十七年》载：“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文中指出黄帝时期重视自然现象并以自然现象作为命名依据，而从颛顼开始则重视民事现象。此外《国语·楚语下》亦载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是谓绝地天通”。在颛顼时期将祭天与祭地分开，专职祭祀成员开始出现，既显示了颛顼对原始宗教信仰的改革，还显示了社会出现了祭祀阶层。这是比黄帝时期进步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将黄帝与颛顼分属两个时期的重要依据。

反映颛顼与帝喾时期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突出特征，先秦文献记载的很少，主要有三项。

第一，祭祀方式与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国语·楚语》载：“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于是乎有天地神民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由上，在颛顼时期明确了将祭天与祭地作为两种不同的祭祀方式与制度，并配以专职祭祀人员。祭祀的目的分别是敬神与保民，从而使得祭祀行为成为社会民众受益的一种重要宗教活动现象而得到发展，由此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所以，司马迁将颛顼誉为：“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

第二，继黄帝时期之后进一步发展社会财富。《国语·鲁语下》载：“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社会财富的发展，是私有财产发展的一种现象，个人财富能够逐步积累，顺应了社会不断发展的趋势。

第三，依据天象，发展农业，稳固社会民众，推进社会发展。《国语·鲁语下》言：“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

依据以上对先秦文献分析的颛顼与帝喾时期社会的主要特征，对照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明确颛顼与帝喾时期可能处在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之间。这时期社会的突出特点是：祭祀广泛流行，同时战争愈加激烈。祭祀已经成为当时社会活动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同时祭天敬神，祭地为民，天神与祖先神在祭祀活动中分开并分别进行，即颛顼“绝地天通”，产生了专门的祭祀成员。

这种祭祀活动流行的现象，反映在考古学方面，主要有良渚文化中期出现的十分规整的三色祭坛墓地以及玉器上的神人图像。如浙江省余杭瑶山祭坛墓地、反山祭坛墓地，及其大墓中出土的玉琮、玉钺等高等级玉器上雕琢的神人图像。这种神人图像一直延续发展至良渚文化晚期。还有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亦流行祭祀活动。如湖北省天门石家河等遗址发现的大型祭祀道具——大型陶管状筒形器群。该时期在黄河流域出现的建筑物奠基遗存，也是祭祀活动频繁状态下的产物。

（三）唐尧与虞舜时期社会的主要特征、年代与相应的考古学现象

将颛顼、帝喾时期与唐尧、虞舜时期分属早晚两个时期，从古文献记载的各自的事迹与特征方面，很容易区分（见后述）。反映唐尧与虞舜时期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突出特征，先秦文献记载较多，这与先秦文献记述颛顼与帝喾的事迹较少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在先秦文献中有时会将一些事迹合列在黄帝、唐尧、虞舜名下。如《周易·系辞》曰：“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集诸子各家及亲自走访四方耳闻所得，将尧舜事迹进行了重点描述。其中，对虞舜的记述，内容最多，约占《史记·五帝本纪》的三分之二。现择其反映社会进步与发展的突出特征分析如下。

第一，尧调解各部族之间的矛盾，合和万国，成为万国的盟主。《史记·五帝本纪》载尧“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一人独尊的社会特征已经不限于本部族内，而是在“万国”的层次上形成。

第二，尧观象授时，发展天文历法，推进农业发展；按照天时历象、春夏秋冬的自然环境条件发展社会经济。《史记·五帝本纪》载：“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敬道日出，便程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中春。其民析，鸟兽字微。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鸟兽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鸟兽氄毛。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信饬百官，众功皆兴。”

第三，虞舜代唐尧经历了艰难复杂的历程。《史记·五帝本纪》载：“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乃使舜慎和五典，……乃徧（遍）入百官，……宾于四门，……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尧对舜进行了三年的各种考验，并经过二十年的代理执政考察其能力之后，虞舜才最终替代唐尧“摄行天子之政”。

第四，舜四次巡视四方，使得唐尧盟主的影响达到十二州的范围。《史记·五帝本纪》记有：“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肇十有二州”。

第五，舜设立刑法制度，消除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史记·五帝本纪》言：“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过，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

第六，对外征伐四方，对内平息忧患，迁徙作乱部族，促进民族融合。《史记·五帝本纪》曰：“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昔帝鸿氏有不才子，……少皞氏有不才子，……颛顼氏有不才子，……此三族世忧之。至尧，尧未能去。缙云氏有不才子，……天下谓之饕餮。天下恶之，比之三凶。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螭魅，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

第七，虞舜替代唐尧，成为“”第一位“天子”。“”这一地理含义的国家概念，在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中，是从五帝时代的尧舜时期后段舜践天子位才开始的。《史记·五帝本纪》说：“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摄行天子之政，荐之于天。……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践天子位焉，是为帝舜。”

第八，舜任人唯贤，致使人人友善，社会和谐。《史记·五帝本纪》载：“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第九，舜设立国家管理机构，致使百业兴盛，天下太平。《史记·五帝本纪》亦载：“天下归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于是舜任命禹为“司空”，主持治理洪水、平定水土；任命弃为“后稷”，主持五谷农业生产；任命契为“司徒”，主持社会教化；任命皋陶为“士”，主持刑法，维持社会稳定和谐；任命垂为“共工”，主持手工业生产；任命益为“朕虞”，主持皇室园林内动物资源的管理；任命伯夷为“秩宗”，主持祭祀活动的次秩尊卑；任命夔为“典乐”，主持八音调和，以便敬神人和；任命龙为“纳言”，主持上传下达，传递信息。并且要求各官员恪尽职守，如“女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时相天事”。还要求考核业绩，“三岁一考功，三考绌陟，远近众功咸兴”。舜将地方分置由十二牧管理，国家权力机构设九个部门集中管理，各司其职，督促管理，标志着国家的形成。司马迁称赞当时“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依据对以上文献尤其是《史记》分析的唐尧与虞舜时期社会的主要特征，对照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成果，大致可以明确唐尧与虞舜时期可能处在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之间。反映在考古学方面，主要有中原地区的陶寺文化早、中期可以与之相合。陶寺文化遗存中，具有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河套地区龙山文化、中原地区三里桥文化类型、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及龙山文化、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江汉地区石家河文化、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晚期与广富林文化等四方各地的文化因素，犹似形成“合和万国”的态势。还存在着陶寺文化玉器向甘青地区发展的线索，似显示着“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的史迹⑥。

总之，先秦文献及《史记》所记述的五帝时代以及笔者分析的黄帝、颛顼与帝喾、唐尧与虞舜三个时期，基本上可以与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认识进行对应整合。古代文献所记述的五帝时代的各种事迹，内容错综复杂，经过数千年来的口耳相传，辗转添色，以及历代学者的各种梳理探索，多线条交叉承袭，难免穿凿附会、方枘圆凿。但通过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及与文献史学的不断整合探索，终究可以揭示隐含在古代文献尤其是先秦文献中的一些史实。

二、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

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学探索，已经形成了许多认识，但形成较为系统的对考古学文化实体个案的研究认识并不多。笔者曾指出：“文明的形成，先有各个区域的小区域文明，而后才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1］。关于最早的小区域文明，目前依据考古发现能够说得清楚的，主要是红山文明与良渚文明。而以中原为中心的最早的文明，比较清楚的，主要是陶寺文明。

（一）红山文明的分布、年代及社会基本特征

红山文明，是指分布在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后段，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之间［2］。其代表性遗存，主要有辽西地区牛河梁遗址群诸地点的上层积石冢的有关遗存，辽宁省喀左东山嘴大型积石冢坛［3］、阜新胡头沟积石冢［4］［5］、凌源田家沟多处石棺墓地⑦，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草帽山积石冢等⑧，还有红山文化分布区南部的河北省平泉县发现的红山文化积石冢遗存［6］［7］，在红山文化分布区北部的西拉木伦河以北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发现的这一阶段的勾云形玉佩、兽面玦形玉器等遗存［8］，以及近年来发现的辽宁省朝阳龙城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9］。这些遗存几乎遍布红山文化分布区，显示在整个红山文化分布区域内，大致都经历了红山文明发展阶段。而目前的发现则以牛河梁、东山嘴、田家沟、草帽山、半拉山等遗址所处的大凌河上游地区发现的遗存最为丰富，揭示的也较为清晰。其中牛河梁遗址群的规模最大，档次最高。

分析这些遗存，可以将红山文明分为前后五个发展阶段⑨。其中第一段至第四段是红山文明的不断发展阶段。在红山文明形成之初开始出现大型积石冢，伴随着红山文明的发展其中心大墓的结构不断发展与完善。在红山文明形成之初出现了随葬玉礼器的现象，玉礼器的种类与器形也伴随着红山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演化。第五段是红山文明的衰落阶段。红山文明的衰落，是从出现专用武器——玉石钺开始的。

据研究，红山文明形成的基础与动力主要有三个方面：农业经济的发展，宗教信仰与精神文化的发展，以及外来文化影响与冲击［2］。红山文明的社会基本特征，最主要的也有三项。

第一，形成了等级化社会。依据牛河梁遗址群的发掘成果，可以分析出红山文明的社会分层至少存在着六个等级，社会组织至少存在着四级⑩。具有四级组织六个等级的社会，应该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等级化社会。

第二，形成“一人独尊”的社会现象。牛河梁遗址群属第一等级的中心大墓有三座（N2Z2M1、N16M4、N5Z1M1）11，分属红山文明的前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只有一座。第四段尚未发现积石冢中心大墓，第五段可能不存在积石冢中心大墓⑨。这反映了在红山文明发展过程中最高等级的墓葬只有一座。这充分说明了红山文明存在着“一人独尊”的社会现象。

第三，盛行祖先崇拜、动物崇拜并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动以维持其社会的稳定发展。红山文明盛行祖先崇拜、动物崇拜并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动，使其社会产生了一些特殊的现象。如红山文明的社会，经济不发达，社会财富积累有限，但社会等级却表现得十分清晰。又如在红山文明高度发展的第二、三、四阶段，不见武力现象，没有掠夺性的战争行为，但却存在着“一人独尊”的个人集权现象。还如红山文明的文化发展程度不高，但玉器制作却十分精工，如兽面玦形玉器（见封三图1）、勾云形玉佩（见封三图2）、兽面纹玉佩（见封三图3）、双兽面玉佩（见封三图4）、鸟兽纹玉佩（见封三图5）、斜口筒形玉器、回首凤鸟玉冠饰、双熊首三孔玉梳背、玉人、玉璧形饰、玉龟、玉鳖、玉鸮、玉蝈蝈11等，成为当时的一种特殊的财富。这些特殊现象都与当时盛行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动有关。这些信仰活动可能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凝聚力，使得其社会能够得到稳定的发展。

红山文明的三项基本特征，最具特色的是第三项，即盛行祖先崇拜、动物崇拜并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动以维持其社会的稳定发展。而发展到第五阶段，祖先崇拜、动物崇拜等神化原始宗教信仰活动弱化，维持其社会稳定的法则削弱而缺乏约束社会成员的凝聚力，社会出现武力现象，发生动荡，“一人独尊”的现象也随之消失，红山文明自然就开始衰落并且逐渐消亡。

红山文明的特征，决定了其是一个不成熟的文明，也是一个不能延续的早期文明。由于红山文明是建立在神化宗教信仰活动的基础上，没有形成国家组织的管理机构，经济不发达，文化发展迟缓，社会组织又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样的文明社会，虽然存在“一人独尊”“惟玉是葬”的现象，但基础薄弱，缺乏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当资源匮乏、环境发生变化、社会失去凝聚力之时，自然会随之衰落。同时，其尚未出现王权与王室现象，不属王国文明。所以，可以称为“古国文明”，是我国“古国文明”的代表。

（二）良渚文明的分布、年代及社会基本特征

良渚文明是指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中晚期，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至公元前年之间。其代表性遗存，主要有良渚城址，包含城内的莫角山“宫殿区”、反山“王陵区”、姜家山“贵族墓地”，以及城外西北部外围以老虎岭为代表的高坝系统、以鲤鱼山为代表的低坝系统，其共同构成了由11条堤坝组成的大型水利系统（见图1）12。此外还有良渚城址附近的瑶山与汇观山祭坛墓地、玉架山遗址群，以及上海市青浦福泉山、江苏省武进寺墩等重要遗址。

其中良渚城址外围由11条堤坝组成的大型水利系统，保护利用范围约平方公里，堤坝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年至公元前年之间。良渚城址内城面积约万平方米。大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7个面积约至平方米的房屋台基，可能是良渚文明最高权力机构的体现。反山墓地为一人工堆筑的上万立方米的土墩，面积约平方米，发掘的11座墓葬，以M12规模最大。反山M12墓底筑棺床，随葬玉器、石器、嵌玉漆器和陶器件，是至今发现的规格最高的良渚文化墓葬，为良渚文明的“王陵”。这些高档次的文化遗存，显示了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充分发展而又独具特色的良渚文明。良渚文明的社会主要特征，有以下几项。

第一，出现成套农业工具，显示出原始农业发展进入成熟发展阶段。第二，大批精致的玉器、精美的漆器、象牙制品、陶器等，显示了手工业种类增多以及工艺技术的快速发展，也显示出有许多人员进入手工业制作领域。第三，祭坛、玉器、玉器上的神人图案等反映的精神文化生活较为丰富，原始宗教信仰活动十分频繁，祭祀活动形式高度一致，显示形成了统一的精神文化意识。第四，玉石钺流行，有的墓内随葬数十把玉石钺，显示社会崇尚武力，战争频繁。第五，反山墓地及M12等大墓的出现，显示出“王陵”特点及“王权”的形成。规格最高的玉琮与玉钺在该墓存，显示神权与军权合一，并且是良渚文明“王权”的主要特征。第六，“宫殿区”、普通建筑，以及“王陵”、“贵族墓地”、普通墓地等，显示了社会成员形成了高低不同的等级。第七，工程浩大的城墙的营筑、规模庞大的水利系统的形成，以及良渚遗址群密集的分布，显示了其人口众多，以及对人力资源调配使用的组织机构的存在。

这些特征表明，在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间，在太湖地区存在着一个原始农业充分发展与手工业发达、精神文化意识高度统一、富有祭祀与战争特色、具有神权与军权合一的王权权威及各级管理机构的文明社会。所体现的是神权与军权合一的王权的产生，这恰恰在反山M12大墓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如出土的大玉琮（见封三图6）与大玉钺（见封三图7）及其上的神人图案（见封三图8）。大玉钺是用于指挥战争的，是军权的代表，大玉钺上的神人图案的含义，可能是战神。玉琮则可能与原始宗教信仰活动有关，也是权力的象征，具有权杖的含义。大玉琮上施刻神人图案可能表明进行原始宗教信仰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

良渚文明还向外部扩张，文化影响与势力所及，到达海岱地区、中原地区、岭南地区，范围达小半个。但在公元前年前后，良渚文明开始衰落，而且在太湖地区没有出现新的文明社会替代良渚文明，直至公元前年前后良渚文明完全消失。其衰落的原因，可能与社会组织机构不完备、社会无序的发展、原始宗教信仰活动的发展超越了社会发展的承受能力、频繁的掠夺性战争又影响了社会的发展、社会资源的过度消耗、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以及北部文化势力南下太湖地区等因素有关。

良渚文明显然要比红山文明进步，但其社会管理机构不完备，不能调节社会无序的发展，虽然形成了“王权”这一“王国文明”的特点，但没有形成相匹配的管理制度与体系。当“王权”无力控制社会无序发展时，一旦受到各种不利因素的冲击，文明社会自然会自行衰亡。良渚文明实际是我国“古国文明”向“王国文明”过渡阶段的代表，可暂称为“古王国文明”。

（三）陶寺文明的分布、年代及社会基本特征

陶寺文明是指主要分布在晋西南地区的陶寺文化早中期，具体年代大致在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之间13。其代表性遗存，最重要的是山西省襄汾陶寺遗址发现的陶寺文化早期的城址（宫城）、大型窖藏区、6座大墓（M、M2、M、M、M、M），陶寺文化中期的大型城址、较大型的宫殿建筑基址、具有祭祀与观测天象功能的半圆形大型建筑基址、城址西南角的手工业区、一座随葬品丰富的大墓（M22）［10］，以及芮城清凉寺墓地的部分墓葬，临汾下靳村墓地的部分墓葬等。

其中，陶寺文化早期城址面积约13万平方米［11］，内有宫殿建筑基址，并发现豪华建筑上的几何形花纹的白灰墙皮［12］彩版六。陶寺文化早期的大型窖藏区，位于早期城址的东南，面积约平方米，其内窖穴密集［13］，以竖穴圆角方形或长方形为主，大者边长10米左右，小者边长约5米，多有螺旋坡道由坑口至坑底。大型窖藏区及众多粮仓性质的窖穴，正好与大墓中随葬木质粮仓模型仓形器，能够互相对应证明。

陶寺文化早期的6座大墓，仅一座未被扰乱，有4座大墓随葬了彩绘蟠龙纹陶盘。这6座大墓，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精致。不仅有彩绘陶器、彩绘漆木器，而且大都还有木俎、木匣、成套大型石厨刀、石磬、土鼓、鼍鼓随葬。其中石磬、土鼓、鼍鼓是大型礼乐器，石磬长约44至95厘米，土鼓高约45至厘米14。完整的鼍鼓高约1米，鼓腔外表施彩绘图案（见封三图9、图10）。这种大型礼乐器还组配使用，组配形式通常是1件石磬、2件鼍鼓、1件土鼓。这种使用大型组合礼乐器随葬的现象，在商代仅见于王陵或王室大墓。由此可以推测：陶寺遗址这6座大墓是当时王室成员的墓葬，彩绘蟠龙纹陶盘（图2）14仅限于王室成员使用。

陶寺文化中期的城址，面积约万平方米。发现的陶寺文化中期的大型宫殿夯土建筑基址，面积为平方米，上有三排残存18个柱洞，是柱网结构明确的殿堂建筑遗迹。在夯土中还出土了铜器残片及两处奠基的人骨架［14］。年发现了陶寺文化中期的两大块装饰绹边篦点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灰白墙皮［13］。陶寺文化中期的一座大墓（ⅡM22），在陶寺文化晚期偏早阶段就已被扰乱破坏，尤其是墓室正中的棺室被捣毁，棺内的贴身随葬玉器等情况已不清楚，残留有绿松石饰件、玉钺碎块、小玉璜、木柄、子安贝等46件，以及遗留在扰坑内的玉钺、玉钺残块、白玉管、天河石和绿松石片等20件。在棺室四周未扰动部分及壁龛内出土随葬品72件（套），包括彩绘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骨镞8组、漆木器25件、红彩草编物2件，以及猪10头、公猪下颌1件［15］。

陶寺文化早中期这些高层次、高品质遗存的发现，反映了陶寺文明的如下一些特征。第一，初步形成了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管理体系。如陶寺文化中期集祭祀与观测天象的建筑基址，显示当时可能存在敬天授时以发展农业的农业生产管理体系。陶寺文化中期观测天象的遗存及其知识，不可能是在陶寺文化中期突然出现的，推测在陶寺文化早期就已经开始了。又如陶寺文化中期的手工业区的发现，显示当时对手工业进行了集中管理，而陶寺文化早期大墓中出土的各种精致的彩绘陶器、木器、漆器、玉器等，也显示陶寺文化早期的手工业已经相当发达。第二，初步形成了粮食储备管理体系。如陶寺文化早期的大型窖藏区显示粮食储备管理体系的存在，而大墓中随葬木质粮仓模型仓形器则显示当时对粮食储备及管理的重视。这是防范粮食资源风险的重要措施。第三，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王权”与初步的王室文化现象，权力体系已经形成。如陶寺文化早期的宫城、中期的大型宫殿基址、王室大墓，只有大墓才享有的特殊器物——彩绘龙盘、石磬、土鼓、鼍鼓等大型礼乐器。第四，初级“礼制”已经形成。如出现了1件石磬、1件土鼓、2件鼍鼓这种固定配套组合的大型礼乐器，而且只有“王室”大墓才有彩绘龙盘、石磬、土鼓、鼍鼓等大型礼乐器与大型漆木器、粮仓模型等豪华器物随葬。显示出社会制度正在建立。第五，社会贫富分化明显，如少数大墓、中型墓以及数以千计的大量小墓，其墓葬规模、随葬品的数量与质量，判然不同。还有被杀殉用于奠基或祭祀的人骨，社会分层至少存在四个以上的阶层。

上述表明，在陶寺文化早中期，社会经济空前繁荣，重农务实的社会风气、礼制与等级等社会制度、社会管理体系、王权与王室文化等现象，以及尊卑有序、崇龙尊王等规范行为的思想意识都已经形成，文明已经诞生。陶寺文明具有鲜明的王权与初步的王室文化特征，以及较为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或国家管理机构，所以，可以将陶寺文明视为王国文明。陶寺文明是目前认识的最早的王国文明。苏秉琦先生在30年前就将之称为“最初的”。

结语

五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而中原“王国文明”的形成，则标志着“文明”的诞生。其所处年代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之间，并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黄帝时期、颛顼与帝喾时期、唐尧与虞舜时期。这三个时期分别相当于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古国文明”“古王国文明”“王国文明”三个发展阶段。

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显示，先是小区域内形成没有“王权”的“古国文明”，而后是产生初具“王权”而缺乏有序管理机构、仍然是小区域特色的“古王国文明”，最终形成以中原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的具有王权与王室文化特征，以及具有初步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即国家管理体系的“王国文明”。

目前考古学上揭示的可以与“古国文明”“古王国文明”“王国文明”这三个发展阶段相对应，并能够列举一系列特征而表明其社会进入“文明”发展状态的考古学文化实体个案，分别是以“红山文明”“良渚文明”“陶寺文明”为代表。其中“红山文明”是否代表着黄帝时期的古国文明，“良渚文明”是否代表着颛顼与帝喾时期的古王国文明，尚需要进一步的探索与认证。但是“陶寺文明”所代表的应是尧舜时期的王国文明。

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学发现与研究两方面的证据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现象：即尧舜时期的陶寺文明是王国文明的开端，是最早的“文明”，即“最初的”。

注释

①参见高炜，高天麟，张岱海：《关于陶寺墓地的几个问题》，《考古》年第6期。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史前研究》年第4期。苏秉琦：《谈“晋文化”考古》，文物出版社年版。②参见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年第11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年第8期。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年第6期。③参见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第二编：《奴隶制形态》，人民出版社年版。④参见田昌五：《马克思主义与华夏文明的起源》，《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⑤参见苏秉琦：《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东南文化》年第5期。⑥参见朱乃诚：《齐家文化玉器所反映的中原与陇西两地玉文化的交流及其历史背景的初步探索》，《·广河齐家文化与华夏文明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版。⑦参见王来柱：《凌源市西梁头红山文化石棺墓地的发掘与研究》，《玉魂国魄：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四）》，浙江古籍出版社年版。李新全，王来柱：《凌源市田家沟红山文化墓葬群》，《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年版。王来柱：《凌源市田家沟红山文化墓地群》，《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年版。⑧参见王大方，邵国田：《敖汉旗发现红山时代石雕神像》，《文物报》年8月29日第1版。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敖汉旗四家子红山文化积石冢》，《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年版。⑨参见朱乃诚：《再论红山文明》，《庆祝郭大顺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年版。⑩参见朱乃诚：《早期文明的红山模式》，《红山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年版。11参见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年度）》：下册图版，文物出版社年版。12参见王宁远：《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遗存》，《考古学年鉴（）》，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13此处主要利用陶寺早期的两个测年数据，即距今±年的ZK-和距今4±年的ZK-，来推断陶寺文化早期的具体年代。辅以高精度树轮校正年代表校正，这两个数据分别为距今年至年和距今年至年，据此可将陶寺文化早期的年代推定在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之间（见朱乃诚：《良渚的蛇纹陶片和陶寺的彩绘龙盘》注15，《东南文化》年第2期）。陶寺文化中期的年代是依据陶寺文化早期年代的下限与陶寺文化晚期年代的下限推定的。陶寺文化早期年代的下限是公元前年，陶寺文化晚期年代的下限大致不会晚于二里头文化新砦期的公元前年，于是可以初步确定陶寺文化中晚期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这年之间。推测中期与晚期可能各经历了约年，公元前年大致为中期与晚期的分界。故推定陶寺文化中期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合计陶寺文化早中期的年代在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14参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年考古发掘报告》：第四册图版，文物出版社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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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原文化研究”

作者/来源：考古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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