蝈蝈

会宁人心目中的父亲

发布时间:2022/11/1 17:26:47   

这是一位普通的父亲,会宁人心目中的父亲

焦国廷华家岭

我的父亲

大哥打来电话说,会宁县教育局要出一本以“改革开放四十年.会宁教育四十年”为主题的书。年父亲被评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会宁教育四十年”十大“家长模范”之一。年夏天,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做了一期有关会宁教育《甘肃有个状元县》的专题片.因为我家五兄妹有四位上了大学,所以,父亲是那期节目中两位被采访的学生家长之一.用老百姓的话说,算是“上过中央电视台”的人。所以,需要写一篇有关我的父母在教育子女、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及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积极进取等方面的文章。大哥说,把这个任务和机会给我。

当时来的采访记者陈耀文先生听说父亲年轻时演过秦腔,而且总是演“旦角”,就让父亲吼几句秦腔。父亲没有吼秦腔,而是唱了一首西北民歌《花儿与少年》。妹妹自己能记的,她小时候,父亲就是唱着这首歌哄她入睡的。妹妹说:每当听到这首歌,她都会感动的流泪。随着电视节目的播放,父亲的歌声传遍大江南北。至少,会宁县及我们焦家河村在全国各地工作、学习和打工的人都听到了。那些人回到家乡见着父亲时,总会冲着父亲说:粥老汉杀的欢,把人卖派美了!

父亲对于唱秦腔是心有余悸的。而且,总觉得秦腔不够“文明”。据说,文革之前村里演秦腔唱大戏,父亲家务缠身不想登台。村干部背地里哼哼:人民的舞台,你不想上去,像必是想挨扎绳了!又有人说:他成分不好,把他从台上扯下来。父亲在矛盾中就上台了。演的是《朱春登放饭》,当唱到“你丈夫名叫什么?”时,对唱曰:“我丈夫名叫陈世美。”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话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口唱了两本戏。用父亲自己的话说:人正肮脏(缸脏)着里,容易出错。

从此,父亲一个老鼠没翼干了。溜之乎也,唱戏的事再与他没有关系了。即便是样板戏的年代,再也没有人来纠缠父亲了。说:那人董摊子呢!再不能要他。父亲也乐得个清闲。

父亲很平凡,要拿起笔来去书写父亲,便觉的很困难。

父亲出生于农历年7月11日,去世于农历年8月11日。

父亲的一生跨越好几个时代。但凡每个人,都与时代有关,要写已经去世的父亲,按说可以盖棺定论,然而不好下笔。原因之一,要追忆一个人就要追忆那个时代。再者,失去父亲的痛苦无时不在撕扯着自己的心,不想多说话。被对生活的热爱包围的那些伟大的简单而又永恒的感情——恨、爱、眼泪和欢乐——这些从一个人的内心深处生长,塑造他的命运的面貌,就像一种咬紧牙关的悲伤。人们很少知道,一个人的绝望往往是构成他生命最本质的东西。一些冲动和绝望的瞬间是通往别种生活的。

生活当然正好是表达的反面。要去书写自己的已经去世的父亲,这意味着要做三次证,在寂静、火焰和静止中。我们非常清楚,一个人的感觉其实什么也不是。当然,每个人都有一颗心。忧伤不是其他别的东西,而是对美丽的评价。重要的不是那些如画般的品质、片段、颜色的明暗或情绪的影响。重要的不是诗歌,而是真理。我们把任何持续不断的事物称作真理,只有画家才能满足我们的饥饿感。

追忆已逝的父亲是痛苦的,因为我还没有从失去父亲的痛苦中走出来。但是,只有那些能够承受口渴的所有痛苦的人,才能到达种种奇怪的沙漠。那时,也只有那时,才会有人和幸福之泉一起居住在那里。最后,我决定写这篇文章,有关我的父亲。

神话之于信仰,就像诗歌之于真理:置于生活之上的荒谬可笑的面具。

父亲的一生是在栖居中度过。

栖居总是诗意的。

所有的偶像都有着不为人知的缺点。

要说我的父亲,就得民国开始。

有关民国时期种种的人和事,都是听来的,或是别人杜撰的。以讹传讹,便如神话传说般。

七十年代,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在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和水利工程上工作,很少回家。所以毫不夸张的说,我小时候几乎不了解他。在父亲外出相当久之后,哪怕是回来几天,整个家庭都能感觉到他的存在。

每年大年三十日除夕夜“坐纸”迎接先人时,父亲总会提到已故多年的奶奶。说是奶奶人很善良,也麻利,旧社会时,时常接济穷人。因为我们家富有,半东坡及翻过山大片的土地都是我们家的。也有人说,其实也不富有。旧社会所谓的地主,充其量也就是乘着儿媳妇及全家人睡着了,掌柜的一个人偷偷地拿一个馍馍去放在上房地上的清油缸里蘸清油吃。为什么清油缸不放在厨房而要放在上房,是怕儿媳妇偷着往娘家曳。

那时,掌柜的就是一切。

两位伯父比父亲大十六七岁,二伯父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毕业后在会宁侯川办了所回民学校。据说,那地方水土硬,别人呆不住,而二伯父可以。

因为二伯父是读书人,爷爷倾其所有修的大堡子里书卷气很浓,房子也很气派,上房及堂屋里挂着好多字画。据说有清朝皇帝赋的联,也有左宗棠、林则徐、裴建准、杨思、刘庆笃、王维屏等人的字画。一天到晚,堡子里总有亲戚和庄间客人来。从早上缓干粮到下午缓晌午,厨房一直有人给上房的客人送茶饭。活像申徒公瓶隐的故事中的场景:“鸟鸣涧谷,柳依楼台。水心云影,草际烟光。香茗清盏,樽酒深杯。”又如唐人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绮丽”一品:“神存富贵,始轻黄金,雾余水畔,红杏在林。月明花屋,画桥碧阴。金樽酒满,伴客弹琴。取之自足,良殚美襟。”

据说,大伯父人高马大,犁地时,只要看见犁翻起的大土块,一牛鞭把子下去便把土块打的粉碎。二伯父一样人高马大,魁梧俊秀,口才好,懒惰,不受爷爷待见。暑假里,别人下地干活时,二伯父头戴一顶灰色盔式礼帽在田地里瞎转悠。

听说,土匪抢周边别的地主家的牛羊骡马时,即使路过,也不敢抢我们家的。乡里的保长因收不起军粮而被“国军”打的稀屎淌的时候,乡绅们就来请二伯父去说情。

父亲从不提及这些事。所有这些,都是从已经去世的与父亲差不多一样大年纪的二堂哥那知道的。

据说,二伯父的书法、绘画都很好。

父亲的初级教育,是二伯父亲自教的。

父亲并不多说话,对过往的其它事,一直很沉默。父亲只提及奶奶的善良;二伯父的学识、文采;大伯父的勤劳;及他们三兄弟之间良好的感情,大有一份“曲有误,周郎顾。”顾盼生情的洒脱、祥和与喜悦。所有其它的人和事,大都是从比我大二三十岁的堂哥、堂姐或从邻人那儿听来的。

有时,母亲也会说说有关家族历史及过去的人和事。

母亲比父亲小六岁,是在新时代读完高中的。会宁县著名的教育家白帧先生当时是母亲的班主任老师,后来一直从事教育的王汉英、赵达人等人是母亲当时的同班同学。妹妹上高中时生病了,母亲身上的钱不够给妹妹看病,曾找到王汉英的单位会宁县教育局向老同学借了四十元钱。好多年过去了。前年冬天,母亲赶到兰州,说:听说王汉英在兰州子女那居住,我也老了,要把钱还掉,不能带到墓堂里去。当拨通其女儿电话时,听到对方的哭啼哽咽声,说是一个月前,王汉英老人去世了。母亲放下你们兄妹几个去看望一下王汉英的妻子吧!再后来,王汉英的妻子去世后,我们几兄妹都去参加了她老人家的葬礼。

母亲的思想里,总是带有辩证的、批判的痕迹。从另外一角度教会了我们认识事物。

堂姐转娘家来时,会围着时爷爷留下的大堡子的断壁残垣回忆往事。说起奶奶的大方、仁慈、善良和接济穷人。一到年底,奶奶总会给村里的穷人们一个个装上一车粮食,让他们拉走。过年时,大部分人都要来给奶奶拜年。说有个“张老五”与奶奶年纪差不多,来给奶奶拜年时,没有保暖衣服穿,披着一床被子。人扑通跪在地上的同时,被子同时摊到地上,只见被子不见人,一不小心还会从被子下面蹦出几个屁来。惹得院子里和堂屋里的孩子们捂着嘴咯咯的笑。

说是人穷了加不住屁,是正常的。

姐姐讲到这里,也咯咯地笑了。

我心里想起元春省亲游完大观园时说的一句话:

这太奢华了!

极度的贫穷总是与世界的财富和奢华共存。

一个人不是常常能觉得他的心灵是纯洁的。

也许,生活就是“日出,日落。”

父亲是奶奶的老生胎。父亲十六岁之前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从民国时代走过来的。父亲很少提及往事,对于往事和曾经的苦难,总是很沉默。生活中总是挑好的说,好像一切负面的东西与他没关系一样。总喜欢提及教育、进步和文明。总是能开怀的朗朗的大笑。母亲有时会说,父亲是个“材骨头”。

每到过春节写对联,上房门楣上三个方格内,父亲总会贴上“耕、读、第”三个大字,生怕别人忘了。

西方人追求个人自由,而中国人总有一种“家国情怀”,尤其在父亲那一代要明显一点。

六七十年代,三万民工大会战兴建水利工程,十年左右的时间,父亲先后在水利工程上从事过宣传、库管、采购、出纳、会计等工作。改革开放后,水利工程解散,父亲回到家中时,家里一贫如洗,家中五兄妹都已是半大少年,特别费吃的,时常青黄不接,母亲偶尔唠叨父亲“愚国”,个别人趁水利工程解散时,乘风扬碌碡,要名,要利,要待遇,要物质补贴,父亲就不会“捞一点”,不管妻儿死活,像个“懒干神”。父亲总是低头不语。

记得在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爬的是土桌,坐的是土凳。一天清晨,正在校园早读,看见几辆东风卡车停在校门口,父亲从车上跳下来,大手一挥,让校长组织教师卸车。后来,在父亲与母亲的聊天中知道,水利工程解散时,主要领导已经调回县城,工地上群龙无首,父亲看不惯别人胡拿八扯,顶着挨批评受处分的压力,硬是把几车松木板捐献给当地学校。我上二年级时,全校四百多名学生都有了新桌凳。

父亲天性喜欢学校,没事时,就到学校去转转,学校的师生都喜欢他。

父亲在水利工程上工作时,由于他工作的特殊性及便利性,总是把在工地上干活的已经离校的知识青年们向领导申请,找借口要到他的名下做助手。鼓励他们考师范,考大学。给他们提供学习的房间、灯具、取暖柴火和纸张。不厌其烦的给他们讲“头悬梁,锥刺骨。”的故事。偶尔有一两个考走时,父亲总是乐的笑开了花。

母亲有时会说:你爸是个“勺料子”。自己家的孩子冬天冻的清鼻涕吊哈两溜,裤裆破的没法见人,着实需要他管一下。好呀!三百六十天躲的不见人,却关心起别人家的孩子来了。人家有爹有娘的。

后来,我回忆起父亲时,总会想到他那狡黠的眼神。父亲从没看过意大利电影,也没读过意大利小说,更没去过西西里岛。他也没去过美国西部。但他知道,有时,一个孩子至少要有两个父亲,多出来的那一个,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给他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教父。艺术家把他们搬上了银幕。

父亲没有去过多少地方,但他天生的知道遥远国度的谚语:谁溜鼻涕就让他擤鼻子。母亲常说:你爸,油缸倒了都不扶一把。他更不可能给孩子去揩鼻涕。看四弟鼻涕最多,尤其是冬天,天冷的地面能冻开口子,上学的路上,四弟总是鼻涕吊哈两溜,父亲硬说是:鼻涕子,出好汉。还给四弟起了个好听的绰号:鼻(涕)桶。说的全校师生及全村庄人都知道。所有认识弟弟的人都叫他“鼻桶”,父亲逢人便说:我家“鼻桶”是我备的大学料子。看来,四弟不考个大学都不行了!

有时,父亲突然回家,带着一大帮朋友。有县上和公社的领导,有水利方面的专家和工程师,也有卡车司机。上房的炕上、床上和板凳上都坐满了人。

说是吃完中午饭就开拔。

每到这时,总能听到父亲大声的与客人说话,不时传来朗朗的笑声。按照礼节,我们依次见过客人。之后回到厨房。五兄妹的眼睛齐刷刷的盯着厨房里的一张案板和一口二尺大锅。家里就剩一把白面。看看母亲怎么能够体面地给客人做出一顿大餐。气氛热烈而紧张,比考试紧张。我们都屏住呼吸,脸庞都胀满血,连同脖子慢慢地红润起来,同时冒着热气和汗味,穿过发丝。母亲在案板、菜缸、面袋和锅灶之间来回穿梭时,我们无一例外地躲闪很及时,生怕把母亲绊倒。一沓油馍馍、小半锅小米粥和两盘熟腌菜。母亲快速的给客人做好了午饭,额头不时地渗出汗滴,就整个地抬起胳膊用衣袖擦掉。

这不是最紧张的时刻,最紧张的时候是所有的饭菜都已经上了桌。案板和锅里全空。

我们在厨房来回走动,听着上房的动静,就像美国总统候选人一样,等待着“另外一只鞋子吊下来”,生怕不够了再要。时间一秒、两秒的缓步走动着。有时,时间是停止的。听到父亲在上房与客人们高谈阔论,不时传来朗朗的笑声。我们的大脑一片空白,有一种声音在大脑里嗡嗡的作响。却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声音。

后来读过好多书之后,我终于知道,那是一种哲学上所谓的“非存在”,就像古希腊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点、线和面,分别没有大小、粗细和厚度。又如王阳明《传习录》的“与花同寂”:“你未来看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佛学上叫:如来。它更像是薛定谔的猫:一种生死叠加,只有当你打开盒子的时候,叠加态突然结束,数学术语就是“波函数塌缩”。哈姆雷特则说的更具体:“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

听到客人吃完,张罗着要走时,我们都长长的舒了口气。母亲赶快迎上去送客,我们也都跟了上去。生怕有好事者或生活气息浓者来视察一下厨房。我们都明白,没有主人的房子,客人一般不进去。客人们有人已经走到庄子下面的河滩了,有人还在寒暄着出门,留在最后走的一定是最有文化的一个。这时,总有人边走边说:这家人的茶饭味道真佳美。

犹若东京一个苗瑶语族的蛮族部落用汉语写的诗歌绝句的最后一句:“佛像不及吾欢美。”直译为:“佛像不及我妻子美丽。”

父亲这时也跟着混卷子,与客人一起走了。本来是可以留下来的。

四弟不谙世事,哎!爸爸怎么也走了。

母亲说:他怕我剁他的肉,走了。这就是你爸。他再带这么多人来,我就剁他的肉给客人做饭。昂!躺头好的很。他就不怕吃晴了!

那时,父亲带回来的人,算是有头有面的大人物。给这样的客人吃白面,是一种礼貌和体面。是一个有着传统积淀和一个即将步入现代文明家庭应有的素养。所以,全家人才那么恐慌,父亲除外。

秋天,村里有个放羊老汉“好家伙”也到我们家来。一进门,看到我们五兄妹吃完煮洋芋丢在院子里的熟洋芋皮,只要还带一点点洋芋壤,总是一边捡起来吃掉,一边嘟哝着说:大昌、二昌、蕊君、三昌,秀才啊!秀才,这些娃没跌过年程。为什么大家都揶揄的叫他“好家伙”,据说,老人年轻是在兰州当过工人,那时正值“大跃进”,可能是见过大炼钢铁的正真的火炉:好家伙!着玩意真大。几年后,回到村里,说每一句话,总以“好家伙”三个字开头,所以村里人都叫他“好家伙”。

冬天时,公社菜园里务菜园的“三猴”老汉没事干时,也到我家里来。他长着一副马克思模样的大胡子,灰白色的。如果说能够把眼眶周围的黄灿灿、雾啧状的眼屎抹掉或者洗净,目光算是炯炯有神。他会留下来吃饭。母亲做的饭不外乎两样,要么是搅团,要么是馓饭。一家人围着炕桌吃饭的情景很像是荷兰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吃土豆的人》中的场景:昏暗的油灯,同一双在土地上劳作的手抓着饭碗,偶尔伸胳膊捡一筷子咸菜,诚实地自食其力。那时,人们吃完饭有舔碗的习惯。

多年后,四弟说:那个时期,只要“三猴”老汉到咱家,我就不吃饭,眼睛一直盯着他看。一定要看到“马克思”最后究竟是怎么透过他那一嘴大胡子伸出舌头舔碗的。

简单来说,这是一种关系学。处理好碗、舌头和胡子之间的关系就行。要是深知“短板理论”,事情也会迎刃而解。

后来,有了一定的生活经历,并在我读了大量的文学、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书目之后,我才知道:舔舐,是所有哺乳动物的天性。人类,可能也是因为会舔舐幼崽、同类,伤口而延续至今。也许吧。

有时,也包括舔饭碗。它是必须添的。

也许吧。

就如近几年的网络流行语:必须滴。

后来,弟弟就喜欢上了连环画。

《空城计》一遍接一遍地看。

那时,除了课本之外,就是连环画。再无书可读。

父亲有时回来住好多天。他总是不会急着帮母亲干家务和农活。与马克思一样,总是“随着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用会宁话说,就是:一天三曲茶。每到我们放学回家吃晚饭时,父亲总是逮住我们,给我们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题,有数学演算和逻辑思辨的,有诗词对仗的,也有生活中的一些哑谜。让我们一起答,看谁答的快。总会说:啊!快答对了。有时会说:啊!快答像了,这个也算。弟弟毕竟年龄小,看别人答完,自己还没想出来时,就急哭了。父亲总会说:有志气啊!有志气。这时,弟弟哭的更凶了,孩子们的眼泪有如音乐里一个个单音饱满的音色,“颗粒感”很强,一串一串的落下来,并且站住,不会散开或趴下。母亲总会训斥父亲:心瞎着,告诉孩子答案不就行了,看把孩子急的。弟弟一听要告诉答案,不玩了。边撕草纸边摸眼泪,哽咽着玩别的去了。

由于父亲影响的缘故,那个年代,在农村,别家的孩子晚饭后早早睡觉,而我家每晚灯火通明,兄妹们天南海北的侃大山,古今中外的辩论,不到凌晨绝不睡觉。有时,我们早上也睡懒觉。

再后来,弟弟喜欢上了《封神演义》,模仿着神公报的动作,一鞭下去,哎!怎么还有一个没打住。弟弟笑着问为什么。我们都摇摇头。弟弟无不得意地说:这玩意只能打神,人,根本不理你那一套。更别说妖、魔、鬼、怪了。

这些,大概弟弟是从父亲和母亲两个人的身上悟出来的。很明显,如果母亲是杜甫,那父亲一定是李白。一个是现实主义,一个就是浪漫主义。弟弟从成都上完大学回来后常说:我们四-川-人-最了解杜甫、李白洒。多,有什么用。李白一首顶杜甫十首。转而问我:你在西安上大学,学到了点啥?城墙是方的!又问妹妹:你呢。北京有啥好玩的?见过部长先生了!没提一笼蝈蝈回来!

有一次,我和弟弟上到平凉崆峒山顶,遇到灵官庙。弟弟问我:你知道这玩意是干嘛的?我说不知道。弟弟说:监察御史王灵官。相当于现在的检察院院长。就是神仙,也得管着一点。每座山都有,只要有神仙的地方。我看你这个MBA白上了.我喃喃地说:我们学的是经济管理,课程里没有这个。弟弟说:哦!你们学的太复杂了。少学点!

在弟弟小时候,父亲喜欢耍戏他。现在,弟弟又转过来耍笑我们。

生活,有时更多的是隐忍和暗示。

在父亲的观念里,这些隐忍和暗示的价值对于那些以物质上的得失来衡量教育的人,也是决不能予以轻视的。虽然是在散漫的农村长大,广阔的田野,田边青绿的树木,以及安卧于树荫下的自由的村庄。父亲虽然不会设置任何障碍来阻止我们自由嬉戏的空间,但在其他方面,他为我们规定的那些行为规范里,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空隙。我们没有机会去学习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界限。在父亲的观念里,知识是一条广阔的道路。缺少了知识,虽然世界上的买卖照常进行,但大海和山巅就无从抵达了。事实上,在一个人意识深处所发生的一切,外在的他并不总是能够知道的。父亲非常讲究他所安排和吩咐的一切事情。教育的主要目的不是去解释字义,搞清词义,不是人类的理解力最重要的功能,而是用隐忍、隐喻和暗示叩开孩子的心门。任何一个孩子,当问道在那扣门声中,他心里有什么被唤醒了,他八成会说些傻里傻气的话。因为他心里所感知的东西,远比用语言表达的要宽广得多。

不管怎样,父亲回到家,我们能在他周围走来走去,我们就心满意足了。我们其实是近其身不得。

自从父亲不去干公家的工作而回到家里务农后,家里再就没来过公家人。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公家人,直到外出上学。又一次,我们好奇地问:听说,有个远房亲戚是公家人,怎么与咱家没有半点来往。母亲说:赞着然不住。父亲哈哈大笑:哦!你那个亲戚,当干部时,运动来了,把别人关到学习班学习,硬是把他亲舅舅吼着喊着送到驴圈里,与毛驴一起站了一个晚上。并说,这是最好的学习。他舅舅从驴圈里出来后,肮(缸)脏着说不成。病倒了。人们常说,赌博客见了舅舅不抬屁股。赌博客见了他,还差站口着呢。

原来是这样。

后来,我们知道了,在中国人心目中,舅舅,是个重要人物。

大小事情,如果你请不来舅舅,说明你活世不怎么行。这大概就是儒家的智慧吧。它会故意给你设置些门槛,要你注意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让你差不多些。

因为父亲少年时是富家少爷,读书、写字、画画、吟诗,五六十年代时在到处的大门、门楣、牌匾上画毛主席像、到处的墙壁上写标语,七十年代时从事水利建设。包产到户后,等父亲回到家里时,不会种地。秋天,犁过的地总是留着一楞一楞的没犁透的地方,就像他的书法作品一样,自由、率性。又怕村里人笑话,总会用脚雍土把没犁透的地方用土盖掉。用母亲的话说:癞蛤蟆支桌子,没奈何着呢。春天播种时,母亲不敢让父亲捉扛子,怕长出来的粮食会笑。夏天,砌麦垛时,每到最后一捆,眼看暴雨就要来临,总会连麦捆带人滑下来,塌了。箍驴圈窑时,要么箍到最后一块土块时塌掉,连忙让大哥用后背撑住,弄地大哥后背青一块紫一块的。要么,箍的窑不圆,歪着嘴。父亲从窑上跳下来,眯着一只眼看了看。行!还算满意。泥箅子一撂,喝茶去了。

母亲时常说:你爸是个邋遢人,孽障起来没少孽障。尤其是被关到学习班时,冻的直发抖。人家已经明说了:有些人在人民队伍的强势攻击下,已经开始发抖了。就是不知道衣服后背里面备一张羊皮。第二天,还是我想到帮他衣服里、裤腿里缝补了一张羊皮,不抖了。干活懒惰,一说撂劳动工具,啊!那脱滑地很。

父亲这时总会搅辩:领导们那水平,说话结结嘎嘎的,语无伦次,有时没说的了干咳嗽。我压根就没害怕。母亲笑着说:没害怕!所有人走了光了,就你一人留下,你就害怕了。还是我略施小计,发言时轻轻的提了下领导们亲戚的偷盗行为,他就不敢再留你了。第二天,你就自由了。你明知道自己没问题,你进什么学习班干嘛呀,这,你总该知道吧!不想办法出来,你在等啥!

后来我们猜想;根据父亲的性格,他没事不急着出学习班,一定有图热闹的成分。

母亲说完,仰天大笑。快笑瓜了。

有些事,父亲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对于父亲的不会干农活,母亲很失望。问:五兄妹中哪个粗心胆大,愿意不去学校,种地,必须把力使圆,以保护弟妹们上学。

二哥第一个举手,就这样,二哥就辍学了,留在家里种地。

只要母亲脸式展脱一点,父亲就会忘掉一切,笑口常开,一身书卷气就又上身了。春天,就会到河滩种柳树。冬天,义务给村里的戏团画戏袍,鼓励、启发村里的年轻人从事文艺演出。雨天,带我们五兄妹写书法、画画。六人正在高谈阔论间,突然,母亲拿一个推耙子搅了我们的局。原来,一只老鹰叼走了家里仅有的两只母鸡中的一只,看着满院子乱飞的鸡毛,我正在想,老鹰是怎么杀死鸡的,鸡又是怎么思考着死去的,母亲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那是家里一半的家产,家里的爷儿们就不会看着点!她这辈子遇到了一个痴人,生了五个半傻的。

整个春天,虽然万物复苏,但总觉得是灰色的。

从此,父亲学着快速养猪;改良玉米、胡麻品种;到陕西贩苹果;到会宁北乡关川收玉米,转运到其它地方找差价;每逢三、六、九逢集,就到集市上卖芹菜。什么身子都出。手越来越粗了,衣服越来越脏了,嘴唇越来越干了,头发越来越少了。总是戴着一顶草帽。大有“破帽遮颜过闹市,管他春夏与秋冬,”的味道。

父亲去世后,在整理遗物时,我把父亲晚年时在小区院子里乘凉时常戴的一顶草帽带回了兰州家里,放在书架上最高的地方。

以感情为代价来表现的激情,常常把自己定位在悲惨和热爱中间。一个快乐和禁欲主义的混合物。同样的人在花丛中居住,在他们的小房间保存着给他们冥想提供灵感的骷髅。我们有时百思不得其解。当我们展足旅游时,在世界各个民族中,我们都能看到这样根深蒂固的传统。

每逢暑假、寒假回家,我们五兄妹就拼命的干农活。母亲很严厉,她不需要我们干农活技术有多精,但不允许偷懒。要偷懒,就在家呆着,不许出门,连去放驴的机会都没有。弟弟、妹妹小,暑假,妹妹看瓜地,弟弟放驴。

多年后,二哥会种地、打场,全才,我和大哥只会担田,拉架子车,妹妹会挑西瓜。几十年过去了,弟弟总是意味深长的说,我们和毛驴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但是我们谁也没学会驴叫,明知它叫的松、通、惯、速、力、韵。有时,不免让人想起王粲和曹丕两位兄弟来。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是个边缘人。他不是一位合格的农民;他也不是一位教师、知识分子;他更不是一位干部。他一样经过激情燃烧的岁月,一样参加过新中国如火如荼的建设。有近十年的时间,他一样处在半领导岗位上。但他没有“同志”,他只有友人。“同志”的关系有如革命战争年代的歌,音符简单,节奏明了,旋律单一高昂。他没有什么“主义”,他天性中的东西告诉他,“主义”这东西可能具有极强的排它性。他能接受一切东西和事物:向善便好。他好像知道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引用的中国古语:“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他不单一,他是复杂、诡异、滑稽、自然、率性的。他不追求单一价值。他是立体的,综合的。

我的父亲,少年时,他有一个好母亲;中年时,他有一个好妻子;晚年时候,他有一帮好子女。他的一生,总有一帮好朋友。

终其一生,对教育,他有一份渴望。他总以为,教育,能够强国利民;教育,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教育,能够进步、文明。

我的父亲,他有一份深深的“家国情怀”。在父亲身上,是儒、道、佛的统一。儒家可能占的多一点。

家里有孩子生病了,或是遇到不吉利的事,父亲也会端着一个香马盘去院子里烧香化纸钱。但后来听二哥说:他透过纸糊的窗洞,看到过父亲烧香送瘟神时的动作,等不到烧完,就把纸和香扑腾灭,支差了事的样子。一点不够虔诚,烧完香磕头,那更敷衍了事,几乎没磕。一副胡弄鬼神的样子,特滑稽。

我也一样,一直以来,磕头从来没认真过。直到父亲去世,送葬时,我趴在地上长长的磕了几个响头。匍匐在地上,我能感受到大地的气息和回音。我想紧紧抓住大地,与它融为一体。

父亲晚年幸福、安逸。

平时,最喜欢和孙子们在一起玩。

常去老年书法班写字。在书法班,最喜欢与会宁一中退休校长吴振中老师交往。以体现自己有学问。我想。

父亲看不起“泥腿子”,他一直固执的认为,三代人不读书,“草鞋连筋”,就有问题。有点看不起“劳动人民”的意思,有时也得罪人。

父亲从不关心你当多大官,也从不关心你挣多少钱。只问你读了多少书。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两一话就是:“家有万石粮,不如一子在书房。”最喜欢给家里来的客人送他的字画,地不分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不管你识不识字,也不管你爱要不爱要,皆有拿走他一副字画之责。有时侯看见放学回家走在院子里的中、小学生,会在窗子边叫着喊着给小朋友们送字画。母亲怕影响了人家孩子回家的时间,也怕有的家长会找上门来说,影响了人家孩子的高考。能担待的起吗?母亲见着我们时会说:你爸暂朝朝个,靛眼的很。我们总会把母亲让到沙发上坐下,让她缓口气,别想着再改造我爸,再别淘这个气了。眼神之间相互传递的信息是:有个朝老爸也没关系。大家都会心的笑了。

晚年时,父亲常常给人说,当年水库大坝建成时,要题写水库名称,好几个人试了一下,没人会写大字。最后,由县委书记王君党先生压纸,父亲如椽大笔写下了“焦河水库”四个大字。匠人们用水泥把四个大字砌在大坝泄洪槽上方。大坝早已被废弃,至今,字没被水冲走。

父亲一辈子最骄傲,最具荣誉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县太爷”为他按纸研墨,他写大字书法。在父亲心目中,县委书记就是大官,能干大事,国家和人民应该给县委书记放更大的权。就像毛主席当年希望的那样。同时,一个好的县委书记因该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因为县委书记与人民直接接触,老百姓最能感受到他的脉搏。

年冬天,父亲去世两周年后,被评为“改革开放四十年,会宁教育四十年”十大“家长模范”之一。二哥陪母亲到电视直播大厅领的奖。我们五兄妹都去了会宁,一则看望母亲,再则怀念父亲。我们的心都浸满泪水。

回来的路上,四弟说:父母所获的这个荣誉沉甸甸的,我们做儿女的做的稍微不够理想,就会对不起父母所获的荣誉。会宁有无数个这样的家庭,也许是媒体时代的机缘巧合,我们及我们的父母只是比别的家庭幸运了一点。这一点,我们因该有个清醒的认识。

有人说,领奖台就是时代的标杆。

有学者研究指出:在英文世界里,常常把自己称作“历史的继承者”,虽然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出现使他们不再那么自信。但他们并没感到对历史有太多的亏欠。这是基督教世界的普遍历史现状。他们天生的认为世界就是为人创造的,人就应该向它索取点什么。但东方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历史的受恩者。中国人有祖先崇拜的习俗。东方人认为不但受恩于过去,就连平时与人交往中他们也不断地得到恩惠。他们从不忽视过去。正如东方一句谚语所说:“受恩需要有宽广的胸怀。”

更有学者指出各种文明的不同:西方是一种“罪感文化”;日本是一种“耻感文化”;伊斯兰世界是一种“随感文化”,每当西亚、中东的音乐或木卡姆音乐响起时,我们便能够听出一种神秘的忧伤。他们在不断地靠近“真主”,便会生出一些“呼愁”来。有如一种乡愁。

而李泽厚先生总结出,中国文化是一种“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由巫到礼,释礼归仁。”几代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希望能“复见天地心”。由于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的大同思想。所以,经过几代人的奋斗和探索,最终选择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是一种“实践理性”。

在经历了“龙飞凤舞”、“青铜饕餮”、“先秦理性精神”、“楚汉浪漫主义”、“魏晋风度”、“佛陀世容”、“盛唐之音”、“韵味之致”(中国音乐讲究“以韵补声”,中国诗词讲究声韵,)、“宋元山水意境”、“明清文艺思潮”、五四以来的“启蒙与救国”以及“新中国建设”的几个阶段。

归根到底,中国文化是一种诗意的“栖居”。

我常常在想,父亲及父亲那一代人在极度艰苦的环境中所表现出的乐观、正直、廉洁,着实让人心里踏实。因为我们是老百姓中的一员,我们踏实了,意味着所有天下苍生踏实了。

父亲虽然不够完美,但我还是想用冯友兰先生当年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写完《中国哲学简史》时所引用《诗经》的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来结束有关我的父亲的文章,以此纪念父亲那份“家国情怀”。

附:焦如琏:男,汉族,年7月出生于翟家所镇焦河村水滩社,年3月至年1月在翟家所完小读书,年3月至年1月在翟家所乡焦河私塾读书,年翟家所乡小学读书,在年8月病逝。六、七十年代在翟所水利工程工作,一生大部分时光在焦河村务农,后来年迈体弱,经子女多次劝说后搬迁到会宁县城居住。年,反映会宁“三苦”精神的的电视专题片《甘肃有个状元县》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播出后,被亿万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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