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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节是宣。”——张衡《东京赋》

明万历至崇祯（—）北京历史地图

公元十四世纪，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正式迁都北京，营建十余年之久的北京城正式启用，北京的“对称美学”发挥到了极致，而也是从朱棣所营建的北京城开始，逐渐形成了紫禁、皇城、内城、外城四重结构。

空间上的限制是文化形成的诱因。

北京，一座坐拥八百年建都历史的城市，在文化上有着天然的优势。

北京内城外城，一墙之隔，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氛围。

北京的内城，由于官绅阶级的存在，形成了主体的“京华文化”。所谓“京华文化”，就是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的体现。北京的内城就是“京华文化”主要聚集之处。

与“京华文化”相对应的，就是“京味文化”了。由于朱棣建城之初，在内城与外城之间只留下了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三个城门，且三个城门夜间还要关闭，这就造成了北京外城与内城之间的流动性极差，内城形成的文化与外城的市井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界限分明。这也就是宣南文化形成的基础。

而加剧宣南文化形成的直接原因，是清朝的分置政策。

清初时期，满清入关军民数量有限，且在入关之后，大部分军队还继续在南方征战。为了维持都城的安定，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北京内城只能居住满族旗人，而汉族及其他民族原住民，不管是何职业，一律迁往外城居住，所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通通迁往了外城，内城只剩下了军、政两行，而外城的商业、文化产业、服务业得到了空前的繁荣。正是由于满清的分置政策，使宣武门南这一片地区焕发了生机。宣南文化是宣南地区多种文化现象的总称。从清初，至清中期，宣南文化在“康乾盛世”正式形成并一直影响至今。

兼容并蓄

宣南地区是各民族大融合的地区，宣南文化也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出的文化。区别于内城，外城由于满清的分置政策，使除满族之外的各民族得以真正实现充分融合，少数民族的聚集促进了宗教文化的兴起。南城的大清真寺、天宁寺塔、白云观等，还有千年古刹法源寺，都彰显着南城宗教文化的兴盛。宣南文化所包含的宗教信仰自由、民族团结和睦，其深远意义在今天也是值得借鉴的。

牛街是北京地区民族融合的代表，牛街大清真寺是北京地区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清真寺，而牛街清真寺本身就是采用汉族传统建筑形制建造的少数民族建筑的典型代表。在宣南文化的影响之下，牛街地区各民族和睦相处，牛街也成为了民族融合的典型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民族融合发展，各级领导纷纷到牛街地区视察，许多穆斯林国家领导人来京时也会到牛街地区视察并进行宗教活动。

牛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旧影

五方杂地

“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无名的胡同赛牛毛”。这其中就包括大大小小、纵横交错的宣南胡同。

宫宦、戏子、举子、乞丐、小商贩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住。

大杂院、市肆、会馆逐渐演变成宣南胡同的文化展示空间，作为民俗文化的事象成为宣武区的标志性文化。

各阶层的文化在宣南汇聚，士人、宫宦、巨商云聚形成恒寓名流的“宣南士乡”。

联乡情、笃友谊—会馆

特殊的区位造就了宣南独特的会馆文化，尤其以同乡会馆为主，缔结乡情，相辅相持成了同乡人在京城会馆这落脚地的目的。

北京城的会馆大都集中在宣南地区，几乎每条胡同都会有会馆。

一由北京本籍的知名人士集资兴建；二是由在京的本籍人士捐私宅兴建。

外城在商业、服务业方面的繁荣，促使其成为了外乡进京人员的首选落脚地，外乡人员赶考、经商、议事，都居住在宣南地区。由于外来人口流动性较大，由各省商业行会出资，在宣南地区聚集着余座同乡会馆，会馆的兴建带动了文化的繁荣，一座座同乡会馆就是一个个文化中心。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林则徐、龚自珍、鲁迅等名流高管都曾经居住过同乡会馆。而清末的同乡会馆，又成为了新思想的发源地，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人士，就是在同乡会馆孕育出了维新思想，从而推动了“戊戌变法”。

宣南地区存在的数量庞大的同乡会馆，在另一个侧面来说，使宣南地区成为了外城的“权力中心”。中国自古就有“同乡扎堆儿”的传统，而晚清时期，汉人逐渐掌握清朝的中央权力，外来汉人进京第一站往往就是同乡会馆，而通过同乡之间的相互“知遇”，在清末朝廷当中形成了各自的势力集团，曾国藩作为晚晴重臣，是湘系首领；而李鸿章受曾国藩赏识，得势之后遂发展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势力——淮系，通过“同乡”这一特殊的连带关系，扩大了自己的政治集团，淮系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刘铭传、丁汝昌、叶继超、聂士成等。一个个同乡会馆，作为一个个政治中心，影响着清末朝廷的走向。

天桥“杂吧地”

天桥，是宣南文化的热闹。北京天桥地区，是最具有“京味”的地方，庙会、小吃、曲艺、杂耍。北京天桥是老北京市井生活的商业中心，卖糖瓜儿的、卖馄饨的、卖元宵的、卖蝈蝈的、卖灯笼的、卖春联的、卖小金鱼的、吹糖人儿的、弹棉花的、蒸包子的、编玩意儿的、磨剪子磨刀的、点痦子的……应有尽有；天桥是北京的娱乐中心，耍中幡、拉弓、拉洋片儿、举刀、滑稽戏、抖空竹、爬杆儿、车技、硬气功、崩铁链，天桥杂耍一应俱全，远近闻名。各种民间艺人在此聚集，各种艺术形式在此发轫。

“提起北京，就不得不提天桥”，天桥似乎成为了老北京的一个符号。而天桥地区本身的形成，也正是集权权力没落的过程。天桥，指代一座桥本身，其位于宣武区正阳门外，原是一座汉白玉石桥，桥下由西向东流经龙须沟。天桥起初单指这座汉白玉小桥，其作为天子到天坛、先农坛祭祀时经过使用，所以称之为“天桥”。而清末时期，随着天桥地区平民市场的形成，以及清朝集权统治力的迅速衰落，直到光绪二十三年，天桥的高桥身被拆除，改建成了一座低矮的石板桥。而到年，“天桥”全部拆除，桥址不复存在。

天桥地区的民间表演，是一种平民向的、自发性的文化现象，代表这宣南地区文化的包容性，宣南地区不仅能孕育出高雅的京剧艺术，同样能包容服务于寻常百姓的民间艺术。“民权”的崛起是中国近代永恒追求的主题，天桥地区的繁荣伴随着清末贵族统治的衰败。艺术源自人民，也最终服务于人民。建国后，“撂地”逐渐衰落，而天桥杂耍，却成为了现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天桥杂耍手艺，迫在眉睫。

天桥旧影

宣南文化不仅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占据重要位置，在中国近代，同样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国的近代文化历史上，宣南地区是绕不过去的砍儿。宣南地区，遗留过几乎所有中国近代文人的足迹，在宣南，蔡元培发现了鲁迅，以及周作人。在宣南，张恨水以周遭生活为基调创作了《春明外史》，而被誉为“中国本土言情小说开山”的《啼笑因缘》也是以宣南地区天桥为北京创作的。

宣南文化，没有高高在上的威严，不拘于庙堂之高；没有曲高和寡的氛围，不疏与江湖之远。有的只是胡同里的悲欢离合、天桥的吃食“穷汉市”、牛街回族民众以及以符号和习惯的形式“固执”保存家乡习俗的宣南会馆人……

宣南文化才称得上大众的文化，真正“老北京”的文化。

参考文献：1、宣南文化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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