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来源：上观新闻

在我心目中，重症医师就是救生员，在死亡威胁下救出生命。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你们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不少人去了武汉和湖北各地，你们与其他科室的同行、与全国各地的同行，共同踩住了疫情的刹车。

接到这次演讲的邀请之后，我开始去想文学与医学的关系。

首先想到的是不少作家学过医，外国的有英国诗人济慈，有写下了著名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的柯南道尔，有大家熟悉的契诃夫，还有苏联的布尔加科夫等等，中国的作家当数鲁迅。很惭愧，我也学过医，但我只是一个“赤脚医生”。

我做过5年的牙医。中国过去的牙医大多是江湖中人，是在油布雨伞下给人拔牙，旁边是修鞋的、理发的、打铁的生意人。幸运的是，我年做牙医的时候已经告别油布雨伞，医院里，当时叫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医院。当时，医院的大多是农民，医院叫作“牙齿店”。

文学与医学的关系，我想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有关疾病与健康、生与死。文学作品描写了无数的疾病与健康，无数的生与死，医学面对的也是这些。当然文学是虚构的，医学是真实的。法国作家、思想家罗兰巴特在母亲去世后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失去的不是一个形象，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想这就是作家与医师的区别，作家面对的是一个个形象，医师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去年我父亲三次进入重症病房，医院，医院，医院。医院的3个多月里，让我对重症医师的工作有了一些了解。

去年我从英国回来，赶回海盐时，我们家里已经在为我父亲准备后事了。我在文学作品里经常读到“奄奄一息”，医院重症医学科住院时的状态就是这样，可当时瞿洪平教授对我们说：“还有胜算。”

我相信瞿教授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在一堆消极的因素里发现了积极的信号。虽然这个信号很微弱，但是瞿教授和他的团队抓住了，然后通过精准的治疗和护理，让这个微弱的积极信号打败了那一堆嚣张的消极因素。

这就是一个优秀的重症医师的敏锐和积极的态度。重症医师面对的病人虽然病因、病情各不相同，却都是危重的病人。我觉得敏锐是医术，积极是医德，也是人生态度。对于医师，尤其是重症医师，对待病人，积极的人生态度与高超的医术同样重要，因为治病就是积极的行为。

优秀的作家也是这样，他们常常会在消极的题材里写出积极的主题。我前面提到的英国19世纪诗人济慈，曾经写下过一首题为《蝈蝈与蛐蛐》的诗歌：“盛夏时鸟儿因为骄阳而昏晕后不再鸣叫，蝈蝈就在草地树篱上发出它们的乐音；严冬时的夜晚一片死寂，炉边就会响起蛐蛐的歌声。”在盛夏中午的烈日下和严冬夜晚的寒冷里，在这样消极的环境中，济慈仍然让生命的声音积极响起来，他因此写道：“大地的诗歌从来不会死亡……大地的诗歌从来没有停息。”

继续说说我父亲，他去年10医院出院。10多年前因为腰椎间盘突出，他走路开始困难，后来因为脑膜瘤的压迫，走路更加困难。去年5月在杭州做了脑膜瘤手术，88岁的年纪，在病床上躺了近半年时间，医院的病床上度过了3个多月。出院后的几个月，他的心肺功能奇迹般地完全康复了，可以用助步器走路，最近还开始尝试用拐杖走路。

然而，突然又来了白内障。左眼几乎看不见，右眼的视力仅为0.3，连《新闻联播》也看不清了。他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新闻联播》是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前些日子有一位外地的医院开设门诊，他去就诊，那位眼科专家说他年纪太大，不要做手术，保守治疗就行。他听了很生气，他以前就脾气不好，最近更是经常发火。我在电话里对他说，你看不清电视就听听广播吧。他说不行，还是要去做白内障手术。

刚好瞿教授打电话来，我顺便向他介绍了我父亲的情况。瞿教授在电话里说，老人脏器功能恢复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自然会提高。这句话让我感受到了一个医师对于人的理解。

医院的时候，当时我父亲肺部的炎症被控制住了，但身上还插着3根管子，包括气切套管、鼻饲管和导尿管。瞿教授对我们说，下面要做的就是逐步拔掉这3根管子，要让老人活得有质量。

人们常说文学是人学。什么是人学？简单说就是对人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医学也是人学，而且是活生生的人学。

我年轻的时候，大概十七八岁的时候，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有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保尔柯察金在接近死亡的伤病里挺了过来以后，奥斯特洛夫斯基写下了这样一句话：青春胜利了。当时我很年轻，这句话让我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

瞿教授告诉我，医院重症医学科，最年长的病愈出院者有岁。当我重新想起奥斯特洛夫斯基写下的“青春胜利了”这句话的时候，“生命胜利了”这几个字突然跳了出来。

是你们，重症医师们，还有在重症病房里吃苦耐劳、兢兢业业的护士们，让一个又一个的生命，让过去、现在、将来的生命，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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