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有句名言，说“一个人如果连玩都玩不好，还能把工作干好吗？”

人们称王世襄先生是“大玩儿家”，而“玩儿”难免使人把它与轻松愉快联系起来。实际上，王先生的玩儿凭的是一股一丝不苟的“狠劲儿”和“傻劲儿”。

王世襄的玩，被老一代文化人称为是玩物壮志。

文史大家王世襄先生是中国文物学权威、收藏鉴赏专家，在很多文物研究领域，比如古代家具、漆器、工艺史、古代音乐、绘画以及民间工艺品等，他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特别是在古典家具研究方面，他做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被世界公认为“明式家具研究之父”。

王世襄出生于福建望族，世代书香，父母都在国外留过学，父亲还担任过北洋政府驻外公使。

王世襄的青少年生活相当优越，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就读于美国人办的学校，接受全英文教育。

不过，虽然他出身富贵的书香门第，却自幼喜爱社会底层文化，热衷于和三教九流人物交往，也结交了许多民间工艺家。

对于放鸽子、斗蟋蟀、养蛐蛐、玩葫芦、养猎狗、玩大鹰这些民间游艺，他无一不精，少年时就成了京城出名的玩家。

就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王世襄还在课堂上玩蝈蝈，逃学到郊外放鹰抓兔子。

这些爱好，都伴随了他的一辈子，也让他日后获得了“玩家”的称号。

在王世襄的研究中，有一大类是过去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玩物，从这些玩物里，他发现了不亚于珍贵艺术品的文化价值。

比如说，王世襄自幼爱玩葫芦，据他考证，葫芦在中国已经有七千年的种植历史。葫芦可以制成工艺品，是文玩的一类，在古代，从儿童到皇帝，都喜欢把玩。

中国民间工艺和民俗文化庞杂而深厚，尤其以老北京最有代表性。

不过，长期以来，这些工艺和民俗文化并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研究。

民间的爱好者，虽然经历丰富，但没有经过学术训练；普通的学者，虽然能感受到其中的文化价值，但只能停留在观察的表面，难于深入研究，更没有实践经验。

但是王世襄就能统筹两个方面，既观察民俗文化本身，又通过查阅古籍，把玩物整理成系统的学问，挖掘出文化内涵来。

康乾时期是文玩葫芦的鼎盛时期，乾隆的咏葫芦诗就有十几首，还把葫芦当作国礼，赠送给邻国君主。

葫芦工艺品有很多类：在生长过程中，用绳索和网改变葫芦长成后外形的，叫勒扎葫芦；把小葫芦放在雕刻了花纹的模具中，能长成带有雕刻效果的范制葫芦；在葫芦表面用烧烙法烫出花纹，称为火画葫芦；此外还有用针、刀雕刻或象牙牛角押出花纹的花押葫芦等许多种。

因为，像鸽哨、葫芦、蛐蛐罐，过去被当成玩具，一旦到了他的手上，就能被他挖掘整理出丰富的文化信息来，被玩成了一门绝学。

他不只喜爱研究收藏，年轻时自己就种植和制作过文玩葫芦，他做的火画葫芦，目前市场估价十几万元；他年轻时种植制作的范制葫芦，曾被香港文物界鉴定为乾隆年间的古董展览。

《说葫芦》从学术角度，理清了葫芦与书法、绘画、金石、雕刻的联系，填补了中国工艺美术史的空白。因为这本书，近乎失传的文玩葫芦工艺也得到了重新接续。

在《说葫芦》的后半部分，王世襄专门谈储存蝈蝈、油葫芦这类冬季鸣虫的葫芦。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王世襄本人就爱养越冬鸣虫，他研究葫芦，也是始于养冬虫。晚年时，每到深夜，王世襄还会卷起纸筒，凑近葫芦细听虫鸣。

王世襄用整理校注古籍的方法，历时八年，编纂了《蟋蟀谱集成》。

除了葫芦，王世襄还对鸽哨、鼻烟壶等玩物做了系统的研究。

据家人和朋友回忆，在诸多爱好中，王世襄最喜爱的还是鸽子。他从十岁开始养鸽子，上小学时写英文作文，连着几个星期，篇篇写的都是鸽子，不换题材，惹怒了老师。上大学交古文作业，他写的也还是关于鸽子的诗赋。

根据王世襄的讲解，如今的影视片头上的白鸽、广场鸽、庆典仪式上的和平鸽，其实都是美国肉鸽，是最难看的肉用品种。信鸽的长相和颜色，按照中国审美，也是丑陋的。

中国的观赏鸽文化，原本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有上百种品种，每个品种都有独特的标准，中国观赏鸽的外形与气质，和中国园林庭院是最协调的。可惜的是，现在大多已濒临灭绝。

他用五年的时间，翻遍了沉睡在故宫书画库里的宫廷鸽谱，整理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观赏鸽专著，附带两百多种观赏鸽图谱，与他的鸽哨专著一起，为中国鸽文化留下了系统的文字记录。

王世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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