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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话词典》一书中，对“玩儿”是这样定义的：醉心于某事、某行。其中引用的一个例句，正是解释了北京人的“玩儿”：北京人把染上某种嗜好，称其为“玩儿”，“玩儿”的本身自有一种外人难以体会的乐趣。北京人的玩儿，离不开花鸟鱼虫，在秋天，熬鹰放鹰、玩鸽子、斗蛐蛐儿、养蝈蝈等等。捕鹰、饲鹰、驯鹰、放鹰是清末民初北京部分王公贵族、八旗子弟的一种嗜好，随着八旗子弟逐渐沦为一般市民，玩鹰这一活动也逐渐传到民众中，只是排场和玩法不同了。玩鹰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以鹰为戏，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楚文王便喜欢养鹰、狗。历代文人墨客以鹰为题赋诗绘画的比比皆是，以画鹰驰名中外的李苦禅先生便是一例。至于以鹰为戏的，以清王朝宫廷内最为讲究。清代皇室十分重视射猎习武，这是满族和蒙古族人民的世代习俗。那时，有专以捕鹰为生的“鹰户”，将鹰折银以抵偿赋税。清宫廷内务府里还设有“养鹰鹞处”，专门负责收缴、饲养、驯练鹰。一方面供皇帝行围射猎使用，另一方面用鹰捕捉雉鸡供皇帝祭祀或御膳用。这个机构最初设在东华门内，在嘉庆年间迁到东安门内长房。在西直门外法华寺内，还建有十分讲究的“鹰厂”。每年秋天，皇帝要到南苑、西苑或北苑行围射猎，届时有上万人的射猎队伍随侍皇帝。养鹰鹞处的统领、头领带着鹰手披弓架鹰，牵狗相随，一路上浩浩荡荡，煞是威风。皇帝围猎的场面是十分壮观的，这时，鹰狗便大显身手。行围射猎以后，还要举行庆功宴会，宴会上常演奏一首《飞燕捉天鹅》的曲子，就是以鹰捕天鹅为内容的。鹰是如何被驯服的？生鹰不论是打来的还是买来的都要经过驯化。驯鹰的第一步就是“熬”鹰，行话叫“上宿”，就是不准它睡觉。鹰白天从不睡，只有晚上才安睡的。要熬它的野性子就不能让它睡，晚上熬鹰也不会乱飞。这样人也不能睡，还要到人多热闹的地方去，使它连闭眼的时间都没有。所以驯一架鹰最好有三个人，一人担任前夜，一人负责后夜，一人白班。由此而形成北京俗语“熬鹰”或“熬大鹰”，意思就是说受人干扰而不得睡眠，或别人某种活动使自己没法睡觉。鹰驯好了就该撒出去放了。放鹰是从清王朝皇帝行围射猎，演变到贵族子弟“较猎”比赛，再到一般玩鹰人“放鹰”。民国六年，有一家姓杨的清末遗少在保定郊外“较猎”，猎场方圆有百十亩地，随从三、四十人，有的披弓箭，有的背猎枪，架着土鹘、大鹰，还有一条猎狗、一只猴子和一头羊。用三四辆铁轮马车拉着锣鼓乐器、帐篷、桌椅和食品等到达猎场。鸣锣一响，随从人员支搭帐篷、摆设用具，把一片荒原装饰得像个锦城。当天并不较猎，休息一天。次日清晨，鸣锣三响做好准备，见有鸟兔活动，便放出土鹘两只，随着放出垛子两只跟踪，垛子追到土鹘上面将它头戴的皮帽摘下，土鹘即在空中盘旋，奋怒追捕走兔。当它将兔子打倒在地时，猎狗即向前叼住兔子，接着猴子出动，骑在羊身上，从猎狗嘴里取下走兔，回来献给主人。放鹰要善于利用天时地利，要琢磨兔子和鹰斗智的规律，随时随地改换方法。放鹰多在深秋和入冬农闲的时候。放鹰猎兔最好是在平坦的野地上，树木稀少，兔子没法逃避。兔子在夜里出来找食，白天在地里刨一个小坑，伏在里面，行话叫“卧子”；坑不深，上面露着脊背，头前的土略高开，行话叫“隐头土”，可以遮住它的两只长耳朵。放鹰的人一字排开，每隔两丈站一个人，鹰被举在中间，比左右两翼稍后站，形成“人”字形。这样，为的是兔子被赶出来。举鹰的人必须受过训练，眼快手快，因为不知什么时候兔子就钻出来。最痛快的是兔子在人身边跳出来，行话叫“脚踢球”，因为兔子刚出“卧子”，还不知道东南西北，更不知道有鹰要抓它，当它发现鹰时，鹰已经落到它身上，真是“兔起鹘落”，恰到好处。鹰迅疾的举动真叫干净利落。鹰下地时的神气是“凝星眸，耸劲骨，展霜翮，破秋空，肆老拳，搏狡兔”。假若兔子起脚跑远些，鹰就要费些力气。如果平原找不到兔子，就要到树林或坟地圈子去找，要先看好地势，哪面空阔，举鹰的就在那一边。跟随的乡亲们都进林子，排开向指定的方向前进，一面走一面用柳条打草，嘴里还要“咧呼”、“咧呼”地喊。举鹰人侧着身子，解开棉袄大襟将鹰遮掩，千万不能随便把鹰放出去，一定要等兔子钻出树林，跑到相当距离，无法再逃回树林的时候，再揭开衣服大襟，把鹰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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