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冬天养虫听叫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纵然现在屋外北风凛冽、天寒地冻，屋内鸣虫依旧振翅高歌、一片春意盎然。然而在过去，冬虫却是一件“奢侈品”，非富贵人家不能负担。

冬虫蓄养热潮，缘何而兴起？

过去养冬蝈蝈的潮流，很大可能是被清代皇帝带动起来的。康乾两代皇帝都对蝈蝈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不但为其赋诗，更是命内务府下属的奉宸苑（即内务府所属管理园囿、河道的机构），每年像在温室里养花儿那样，人工孵化蝈蝈儿。年终设宴时，将它们装在锦笼中，听它们的叫声，这在清代已经成为惯例。

近现代著名学者夏仁虎对清宫养虫一事亦有记载，他在《清宫词》中写道：“元夕乾清宴近臣，唐花列于几筵平。秋虫忽响鳌山底，相和宫嫔笑语声。”大致意思为：元宵夜皇帝在乾清宫设宴款待亲近大臣，牡丹、芍药等富贵花卉陈列筵前，秋天就开始饲养的蟋蟀（实际应为蝈蝈）贮笼挂在四周，平添几分生机与春意。

不过蓄养冬虫对于清代皇帝而言，除了烘托气氛、增添乐趣之外，似乎还有另外一层含义。王世襄先生听世代以繁育冬虫为职业的赵子臣说，赵子臣父亲听宫里太监说：每年春节到正月十五，皇宫的宫殿暖阁里摆设火盆、烧上木炭，周围架子上摆满蝈蝈葫芦，“日夜齐鸣，声可震耳，盖取‘万国来朝’之意。”

过去玩冬虫，都是哪些人？

过去玩冬虫听叫之人，大都非富即贵。乾隆皇帝对“万蝈来朝”喜爱，亦让蓄养冬虫在王公大臣中蔚然成风，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记载称，“少年子弟好蓄秋虫。”大冬天里，宾朋聚会宴请之时，忽听蝈蝈叫声在众人喧哗声中脱颖而出，众人惊讶之余寻声找去，目光最后落在养蝈蝈者身上，并发出啧啧赞叹之声。而养蝈蝈之人，在众人的注目中也得到了极大的荣耀。

王世襄先生在《中国葫芦·秋山捉蝈蝈》一文中提到：古琴演奏大家管平湖曾花五块大洋买了一只老蝈蝈，这只蝈蝈“肚上有伤斑，足亦有缺，明知不出五六日将死去，先生犹欣然以五元易归（当时洋白面每袋二元五角），笑谓左右曰：‘哪怕活五天。听一天花一块也值！’”富察顿崇《燕京岁时记》中也说：“又有油葫芦，当秋令时，一文可买十余枚。至十月，则一枚可值数千文。”

冬虫之所以金贵，皆因它们为逆季节人工孵化所得。明代刘侗在《帝京景物略》中称：“今都人能种之，留其鸣深冬。”具体做法是“其法土于盆，养之，虫生子土中，入冬以其土置暖炕，日水洒绵覆之，伏五六日，土蠕蠕动，又伏七八日，子出白如蛆然。”为让鸣虫上市正赶上冬季，还需采用“压子”的做法，即将鸣虫出土破卵的时间由春天推迟至八九月间，这样成虫恰好在初冬。

过去繁殖冬虫并无现代化仪器设备，温度、湿度的保持全凭手艺人经验，出产数量自然会受到很大影响。供给少而需求多，且参与者多为贵胄商贾，冬虫变成“有钱人的游戏”也就不足为奇了。

冬天养鸣虫，用什么器具才最好？

冬天养鸣虫，最好的器具非葫芦莫属。一方面葫芦为木质材料，质量轻、保温效果好，十分方便上怀或置于暖水阁之中；另一方面，葫芦有“蓬音儿”的功能，同一只蝈蝈，葫芦内与葫芦外鸣叫，传出的声音能出现很大差别。因此过去人们寻到一只好虫，往往还要为它搭配一件上好的葫芦，因为他们坚信只有这样做才能将冬虫的鸣叫声发挥到极致。

京剧舞台上流行的一句话：“愣穿破，不穿错。”这句话放在用葫芦养虫这件事上，也是无比正确的。养不同的冬虫，要用不同形状的葫芦：蝈蝈葫芦底尖肚长、出音的喇叭口（俗称“翻”）位于葫芦中上部，而油葫芦葫芦底圆平、肚短粗，“翻”位于葫芦中下部。此外，不同形状的葫芦，装配也有很大差异：蝈蝈葫芦口上不加框，仅用一瓢盖儿足矣，因此也无蒙芯，而油葫芦葫芦口上有框，框上镶嵌蒙芯。

过去如果蓄养的冬虫与使用的葫芦搭配“不对路”，大概率是会被懂行之人嘲弄一番的，不仅仅是因为错误的配置会让冬虫的鸣叫声音打折扣，更为主要的，是行家认为这样做不注重规矩与讲究，未免有些露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