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为如此，社会环境保障了贵族们的权益。更为重要的是，贵族们始终恪守“美德和荣誉高于一切”的原则，能以公共的社会责任为己任，做到持之以恒的自律，力求做到精神的贵族化。在此基础上，这种精神逐步被凝练、固化，成为普通民众的表率，形成了社会公众普遍崇尚的价值观、精神对象。这种贵族化的“精神对象”完全超越了金钱、权力、地位等物质化的内容，其核心就是很多文章所归纳的“贵族”的三大核心精神，即教养、责任和自由。

联想分析：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一般人将这句俗语解读为生物学基因对人的影响。其实，崇尚什么的价值观也很重要，对人的一生同样具有深刻的影响，并且这种价值观很抽象，极易被演化为物质化、目标化的内涵，因而，难以像生物学基因般自然而然地传承，可是，这恰恰是我们的教育所忽视的核心目标之一。真正的贵族一定富于自制力，而这种自制力超越了物质、金钱的影响，往往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感召力。这种自制力对人会产生终生的影响，会产生强大的精神动力，但却根本不是用金钱就可以买到的一种高贵。

基于“贵族”的三大核心精神，我们还可以延伸出无数的精神概念，例如：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高贵的气质、宽厚的爱心、清洁的精神、承担的勇气等等。这些人性中灿烂的品格、高尚的情怀，如果仅仅是生活中短时间、一代人昙花一现的一股“清流”（中国历史上不乏此举），则根本不可能形成一种高尚的“文化”，更不可能形成一种“贵族”的文化与精神。只有从空间上，大面积地（绝非局限于某个狭小的区域）被崇尚，从时间上，数代人执着地坚守，对每个人都从小加以培养，方能有所小成。所以，培养一个贵族，需要数代人的教养积淀，甚至“需要年以上”，而且还很难。

也许诸君会疑惑，一方面，西方“贵族精神”的这些核心要素，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中并不鲜见。另一方面，我国在封建社会就开始设立了爵位制度。可是，我们几千年来就没有形成“贵族”的精神和文化，这是为何？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根本原因：

1、实施“官爵合一”的做法彻底摧毁了“贵族精神”耐以存在的土壤。不论中外，在爵位设置之初，爵位与官职皆有一定的关联关系。早期的贵族们都秉承“美德和荣誉高于一切”的原则，追求精神的贵族化，力求做一个有荣誉的、有良知的人，成为社会公众的表率和楷模。后来，西方很多国家逐步形成了独立于官僚体系的贵族阶层，成为普通民众倾慕的对象，贵族精神也成为社会公众普遍崇尚的价值观、精神对象。随着“官爵分离”的实施，贵族阶层就像乡绅阶层一样，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阶层而存在，成为社会公众行为的操守标杆、价值精神垂范。

一点联想：古往今来，有的人总是喜欢发扬“阿Q”精神，攀附值得向世人炫耀的先祖。例如：刘皇叔就是藉此招揽天下英雄的，当今也不例外，有些人喜欢向上溯源，说自己是孔子的多少代子孙、是曾国藩或某某人的多少代后人。这种做法不外乎就是想向世人表明，其血统有别于我等凡夫俗子而已。甚至有的人还会炫耀，某人曾是他家的街坊邻居，或者和某人进餐、握手或合影留恋。这种攀附贵族先祖、社会名流的做法也不仅是咱们中国人的专利，有的美国人还喜欢说自己祖上是搭乘“五月花号”到达美洲的，还有一些美国人自愿掏钱与巴菲特共进晚餐呢。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皇帝对有功之臣封官加爵是常见的做法，这就产生了“官爵合一”现象。由于高尚的文化、高贵的精神都是非常抽象的思想理念，常常蕴含在言行举止中，拥有这些思想理念比较容易，要秉承并做到知行合一很难，要持之以恒地坚持却更难，要一代代地传承可谓是难上加难。渐渐地，“官爵合一”现象就势必导致了本该拥有显贵荣誉、无法通过具体化的价值进行衡量的“爵位”与物质化、具体化、体系化的官位、俸禄等名利纠结在一起，不可避免地诱发人的物欲、私欲的膨胀。试问，谁愿意轻易放弃已经拥有的好处利益？因而，拥有高官厚爵之人也因此而极有可能变得功利。

对于高官厚爵的下一代而言，他们生来即养尊处优，“美德和荣誉”算什么东西，究竟价值几何？高官厚爵及其后代们不再以社会责任的担当、人性光辉的彰显为荣耀，因此，“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也就在所难免了。对很多未能被加官封爵的文人们来说，也就只能写写《陋室铭》抒发内心的高傲。作为传统文化中的精神之贵，水之“七德”和君子之“五德”难以被坚守、被秉承，甚至被阉割、剥离了精神之贵，使得精神之贵失去了根基和土壤。缺乏了独立的贵族文化和贵族精神的积淀、教化，独立的贵族精神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开始没落了，带来的就是贵族血脉的断流、贵族传统的遗失，取而代之的却是附庸风雅、攀附权贵。这样一来，堪称在世俗文化中高高在上的、本该高贵的贵族文化、贵族精神也就变得不再那么高贵了。

联想分析：末代王朝满清的祖先，凭借铮铮傲骨、烈烈雄风，成为中华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皇族。到后来，八旗子弟所积淀、传承了余年的所谓皇家“贵族习惯”也不过就是把玩鼻烟壶和斗斗蝈蝈虫罢了。皇族尚且如此，指望世俗文化传承贵族精神，无异于缘木求鱼、水中捞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