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明末历史，从万历末年，到天启，再到崇祯朝，无论是阉党、东林党、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复社，他们的代表：魏忠贤、顾宪成、温体仁、沈一贯、周延儒、杨嗣昌、张溥等，尽皆沉迷于党争，罔顾国事。沈一贯忌惮沈鲤，认为“归德公来，必夺吾位”，于是他集结党羽，攻击后者；顾秉谦为了入阁，甘愿对魏忠贤哈腰贴脸道：“本欲为儿，惜须已白”，于是，他让自己儿子作他人之孙；熊廷弼经略辽东、拱卫大明，却因东林党人身份，被王化贞等阉党陷害致死；还有“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的温体仁，也在日复一日的党争中消耗国运。所以梁任公说：“当朋党吵得乌烟瘴气的时候，满洲人已经把许多降将收了过去，准备着看风头抢便宜入主中原。结果几十年的门户党派之争，闹到了明朝亡了一齐拉倒。”

沈炼书读得不如朝廷里的大学士多，但他心里有数，大明朝烂透了，不是换个皇帝、官员就可解决。他对阉党和东林党缺乏认同感，对王朝共同体也缺乏认同，当他目睹信王的手下行事和阉党不过一丘之貉，更坚定了他在这方面的看法。而当他看到北斋的那副蝈蝈面对凶悍的黑公鸡的画，他看到的是自己。路阳说：“他可能甚至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蝈蝈是他，但是他能明白画里一个很弱小的生命面对强大的力量时的那种光彩，他被那种光彩所吸引。以至于到最后他觉醒，他才明白自己就是那只蝈蝈，原来自己是被这个东西吸引着。”

沈炼是一个一诺千金的人，他重然诺，轻生死，珍惜朋友。所以：他爱上了北斋，就要护她到底，往后也护了与北斋有重要关系的妙彤；他的朋友是殷澄，他对朋友的自杀充满愧疚，就一定要救裴纶的命，因为裴纶说过殷澄是他唯一的朋友；他不杀陆文昭，一是觉得陆这样死不值得，二是陆做他上司时，也曾替他遮风挡雨。

当沈炼与裴纶在桥前以命相搏，他们的身上有荆轲与高渐离的影子。而在日常生活中，沈炼又有他现实，或者说世故的一面。当锦衣卫，他想晋身，为了晋身，他不介意用点小手段，比如行贿，比如抢功。可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沈炼的任侠精神终归会战胜追求利己的一面。

沈炼不是游侠，他有正经职业（锦衣卫），服从皇权意志，但他并没有泯灭自己的任侠气质，他不是彻彻底底的朝廷鹰犬。他首先是他自己，然后才是锦衣卫。当爱人或知己有难，沈炼的侠客精神挣脱世故的制约，“他内心很年轻，他无所顾忌，他不考虑后果，他非常的直接，他什么都不怕，他只在意自己在意的人和事情。”（路阳语）

尚文为士，尚武为侠，但在中国古代，尤其是文臣与武将还未彻底分化前，士这个群体也有其“轻生死”的一面。忠贞的“士”向往为心中信念、为社稷苍生而死，一言以蔽之，最初，士与侠的精神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只是大一统王朝建立以后，士希望入世，就不得不皈依王朝共同体，而侠作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至少在统治者眼里），就势必要被诛杀或收编。到明朝，锦衣卫已经不是侠，而是朝廷的鹰犬。而沈炼为侠，并不是锦衣卫的成全，而是在于他自己的觉醒。

《绣春刀》其实是反民族主义或者是国家主义的，国家主义有什么特点呢？它会以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情绪的国家共同体作为建构，由此划分出正邪善恶，国家内的臣民因此被动员，处于持续的亢奋中，他们可以团结自己的同胞，也可以对外族投射敌视的火焰，所谓“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或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都是国家主义的话语。

它是一种非常魔幻的话术，能在瞬间激起千百万人的爱与恨，让人们同仇敌忾，去抵制别国的产品，去赞颂民族的英雄，去牺牲个人的财产，它的情绪是仪式的、宗教的，但正如昆汀·贝尔所忧虑的：“一旦面对那些战争中可怕的错误、毫无意义的杀戮、政治上的欺骗以及被政治所掩盖的利润丰厚的交易，我们的这种坚信就显得格外可悲。”

而在《绣春刀》中，我们看到国家主义的亢奋被沈炼所质疑，后者始终身在大明，却始终与国家共同体保持距离，沈炼只是把锦衣卫作为一个职业，而不是他的身份归属，而他对大明的效忠，是理性的，而非激情的。在他的身上，谈不上什么匡扶社稷、重建盛世的国家情怀，他总是觉得自己是被裹挟其中，如果可以，沈炼宁愿泛舟江上，过一过小家子的悠闲生活，只是现实不给他这个机会，小小的“蝈蝈”，卷入乱世之中。

所以，《绣春刀》系列是一部回归古典情怀的作品，它对主人公的刻画，它的武打，有它新的一面，但它的内核是古朴的，这种回归，也是现今中国武打片的一个潮流。放弃金庸、古龙式的奇绝武功招式，追求一切动作合理化；放弃刻画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的大侠，着力刻画在时代乱局中小心求生的任侠；尽量淡化成全集体牺牲个人的意识，尽量还原一个个“人”的具体价值。而这个趋势，从金庸写《鹿鼎记》时已经开始，只是在如今被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