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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是《瓦尔登湖》的作者，利奥波德写过《沙乡年鉴》，卡森写过《寂静的春天》，但除了作家的身份，他们还是什么家？有什么背景？归哪个专业？刚刚出版了《西方博物学文化》的刘华杰表示，事实上，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博物学家。刘华杰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近年来致力于复兴博物学文化，他认为，人这个物种本来来自大自然，但现在却变得越来越不自然。近日，在清华大学邺架轩书店，刘华杰与清华大学科技史教授刘兵就建构西方博物学文化这一话题展开对谈，希望通过对上述人物的身份之辨，引领大家走进博物学，了解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博物学文化。《西方博物学文化》，刘华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年5月版。所谓现代性进步实际上是一条不归路到底什么是博物学？有人将博学教育称为是成人教育，也就是使人成为人的教育，因为这可以帮助人认识到自己也是整个自然界、生态系统中的一员，知道人类的限度，能够约束人类的行为，让我们在尊重大自然的基础之上，和大自然一同演化、共同进步。刘华杰说，“这里所说的博物学，对应的英文是naturalhistory,这个词组非常古老，其中的history不是‘历史’的意思，而是调查、记录、描写、探究的意思。”在清华大学邺架轩书店，刘华杰与刘兵就建构西方博物学文化这一话题展开对谈。在刘华杰看来，现代性的发展遇到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非常难解决。这是因为现代化过分相信和依赖科技、高科技，相信所谓的现代性进步，而这其实是一条不归路，“以发展高科技、推动进步的名义，将天人系统引向不归路，导致天人系统矛盾越来越严重，是‘现代性’的一种悖论。”这促使刘华杰将目光投向了博物学，“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要讨论他们（梭罗、利奥波德、卡森等）的博物学家身份？”刘华杰认为，人与自然打交道，这与近代科技关系最为密切，如果不反思近代科技，环境的问题就无法解决，而博物学传统，可以较好地反思近代科技。“人们喝的普洱茶是怎么来的？是把山上原有森林砍掉种出来的，茶叶生产已经过剩，却仍然在扩大再生产。不仅茶叶生产过剩，许多商品都过剩。”刘华杰说，近代科技的历史只有三百年，但人类可能还要活百万年、上亿年，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走下去，前景并不乐观。为了让当下活得更好，为了可持续的明天，讨论博物学就势在必行。“教育部学科名录中没有博物学，我们为什么又翻出来？”刘华杰提出，现代社会的最主要问题是跑得太快，从大尺度文明演化的角度考虑，要尝试发掘古老的博物学资源，要博物地生存。刘华杰说，所谓博物地生存，字面意思就是像博物学家一样生活，或者博物人生、博物自在。他注意到，虽然在中国，并没有专门的博物学研究，甚至称得上极其另类，但在国际上，博物学却受到科学史、环境史、文化史、科学哲学、人类学界的广泛重视，从某种意义上，博物学研究成为了一种显学。当然，刘华杰强调，研究西方博物学文化，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博物学，“中国博物学史上近代有一个很厉害的人，王世襄——著名的玩家、明清家具专家。他会写文章，会做菜，会养蝈蝈，我们的博物学家和西方不一样，我们有我们的特点，中国博物学的境界也不低。”博物学在今天的衰落是一个事实那么，博物学在西方的历史到底有多久呢？刘华杰的回答是比科学的历史还要长。“亚里士多德之前就有博物学，他本人写过《动物志》等，他的大弟子塞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研究过植物，留下两部植物书，都没有翻译成中文。”刘华杰极其重视怀特(GilbertWhite)，因为他写过一本《塞耳彭博物志》，这本书曾经影响了达尔文，怀特本人也因此被视为现代生态学的鼻祖。刘华杰认为，怀特之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博物学家，是因为他所做的博物学，人人可及，而这正是我们今日所特别需要倡导的。此外，洪堡、达尔文、利奥波德（AldoLeopold）、威尔逊(E.O.Wilson)等在科学家的身份外，也是非常重要的博物学家，虽然他们的这一重身份经常被人们忘记，“威尔逊的自传就是《博物学家》，用的是Naturalist这个词，中译本译成了《大自然的猎人》。”刘华杰说。自垂林（Hanger）的山岗上，由南向北望，山下的大园子就是怀特家，这里的一切与《塞耳彭博物志》描写的几乎一样。刘华杰摄于怀特的家乡塞耳彭。“博物学在今天确是衰落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刘华杰说，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博物学在正规教育体系中也出现了衰落，具体表现就是科研体制中并不会考虑博物学，但与此同时，存在于西方社会上的博物学依然相当发达，中国要步入发达国家行列，博物学也会得到重视，流行起来，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拥有博物学家身份的名人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多得多，刘华杰说，卢梭是哲学家、启蒙作家、教育家，也是博物学家，写过《植物学通信》。歌德是诗人，同样是博物学家，写过《植物的变形》。刘华杰将这部用诗歌体写就的作品称为“有重要科学原创新的作品”，因为歌德提出了植物学中的一个创新性观点，认为植物的朵是叶连续变形演变的结果，而这一观点是正确的，虽然他并不是基于近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得出这一结论。《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对种子非常有研究，后人根据他的笔记整理出一本书《野果》，其中讲道：荒野胜于多所哈佛大学。在梭罗看来，荒野对人是有教育意义的。法布尔写过十卷本《昆虫记》，他一生有一个“巨大的”愿望：有一个不太大的园子，让它荒着，让里面昆虫随便生长，而他可以在里面观察它们。事实上，很多人在看过法布尔的书后，成为了科学家、博物学家。提出“国家公园”概念的缪尔也是一位博物学家，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是一位博物学家，喜欢观鸟、狩猎。纳博科夫是著名的小说家，他有三个身份：小说家，大学教授，还是鳞翅目专家，研究蝴蝶、蛾子。法布尔《昆虫记》插图。“无用”的博物学能破解现代性悖论博物学能赚钱吗？不太可能。刘华杰非常喜欢引用诺贝尔奖获得者莫里斯·梅特林克的一个观点来为博物学辩护。梅特林克认为修辞“无用而美好”，刘华杰认为博物学也是“无用而美好”。而我们的生活中，存在着大量无用而美好的事物，比如生孩子、养孩子、看花、学习等。从这个角度讲，很多东西的学习都是没有用的，但我们并不需要去过分考虑有用性才去学习，只要觉得好玩、有趣就可以。“我们人活着相当程度是为无用而活着。根据博物学的无用性，更容易理解用它为何能破解现代性的悖论。”毕加索油画《格尔尼卡》。博物学和科学的关系是什么呢？刘华杰表示，自己用了十几年才想清楚这个问题。刘华杰说，二者的关系大概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是从属说：博物学从属于科学，最终收敛于科学，好的博物学就归于科学。那些转换不成科学的东西，就应该被抛弃。但刘华杰并不认可这种可能，虽然现在有很多人从从属说角度看待博物学。第二种是适当切割说，认为博物学与科学各有千秋，但最终价值还要用科学来判定。刘华杰说这种观点也意义不大。第三种是平行说，指博物学与科学平起平坐，评价标准来自于另一层面。刘华杰认为，博物学之好坏并不完全依赖科学来判定，科学好坏也不能以博物学来判定，“从平行论角度思考博物学，探究复兴博物学，才有意思。”刘华杰说，从博物的角度我们可以重新思考许多问题。比如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但从博物学角度看，完全不是这样，“西方所谓的四大发明是针对他们的需要来讲的，从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可以是：茶叶、瓷器、蚕丝、豆腐。我觉得这四样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特别重要，而前三者曾经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角，影响巨大。”现代复兴博物学想干什么？在科学史上，爱因斯坦曾经提出过这样的疑问，既然科学如此发达，为什么人们的幸福感没有同等增长，反而变得更加焦虑？在我们今天的时代，这个问题更加尖锐。刘华杰说，近些年来，西方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从科学史研究转向对博物学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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