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张国春在论坛闭幕式上致辞。　中新社记者孙自法　摄中新网内蒙古赤峰7月17日电(记者孙自法)年度红山文化高峰论坛7月15日至16日在红山文化发祥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考古文博专家学者代表线下线上相聚一堂，围绕论坛主题“比较视野下的红山文化与中华文明起源探索”展开全面、深入的交流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延平研究员表示，红山文化的主要源头是兴隆洼文化，是兴隆洼文化发展到某一阶段蜕变而成，但不是所有兴隆洼文化最后都发展成了红山文化。不同区域红山文化还呈现出该地域的特色，这是因为各区域的红山文化有着独自的起源和发展脉络，而在此之前诸地域的兴隆洼文化也都具有各自的区域性，“也就是说诸地域的群体有着共同的基因，这个基因决定了各地的兴隆洼文化在某个时段得以过渡到红山文化”。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金松研究员说，魏家窝铺遗址是红山文化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一处完整聚落，其发掘揭示出一个环壕聚落的扩张和兴衰历程，属红山文化的首次发现，为进一步研究红山文化的社会层级构建提供重要启示。“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的交流关系，其广度和深度都远超我们今天学术层面的认知范围。以玉器为代表，红山文化对商周文明产生的持久而深入的影响，至今还没有准确地揭示出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研究员指出，这也表明，红山文化未来考古研究潜力巨大、前景广阔。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樊圣英研究馆员说，年代为红山文化早期阶段的辽宁马鞍桥山遗址，是一处集生活与祭祀等功能于一体的聚落遗址，填补了红山文化缺少低等级祭祀遗存的空白，也为探究红山文化祭祀制度、红山社会等级分层及红山聚落区域分化提供宝贵资料。暨南大学熊增珑教授介绍称，辽宁半拉山墓地是一处性质较单一的红山文化晚期的积石冢墓地遗存，也是牛河梁遗址之外另一处红山文化中心区域。该墓地的发现和发掘，加深学界对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组织、结构和红山文化社会复杂化的认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李新全研究馆员认为，红山文化晚期社会人口显著增加，多种类型的经济模式，发达的陶器、玉器制造业，气势恢宏、工程浩大的牛河梁遗址大型礼仪建筑址、女神庙，第十三地点的阶台式建筑址，规模庞大的积石冢群，等级分化明显的各种类型墓葬，墓葬中精美的各种红山玉器，均表明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已步入初级文明社会。辽宁大学张星德教授说，文化认同是红山文化发展中的主旋律，自红山文化形成并开始的近千年的文化认同，包括生活领域中器具、图案等显性符号或标志的认同，以及龙信仰、女性崇拜等在内的信仰与宗教形式的认同，使得先民族群间的互相依赖和共存具有积极纽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表示，辽西地区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即以玉制作蚕和幼蝉，为昆虫进入信仰系统的早期证据。红山文化时期，与昆虫信仰有关的玉器更加丰富，包括写实的蝈蝈和蝉，也包括体如勾虫的“猪龙”和蚕身猪首的“丫”形器、牛河梁遗址玉人紧缩而微曲的身体颇似蛹中之蚕、那斯台遗址面部严重变形的石人等，辽西地区开启的昆虫信仰影响深远，经良渚文化、龙山时代诸文化、二里头文化直至商代，成为中华文明“天人合一”思想早期发展阶段的重要内容。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郭明研究馆员认为，玉礼器是红山社会秩序的突出体现，玉器的使用显示出明显的制度化、等级化特征，形成相对完善的等级规范和礼制系统，由玉器使用所展现的礼制成为构建红山社会的制度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栗媛秋以出土陶器成分对比分析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发现，红山文化时期，兴隆沟遗址与脑特盖遗址虽然都显示出工艺的进一步提升，但遗址间陶器的差异也更明显。成分上显示两个遗址陶器有较大不同，兴隆沟遗址陶器原料成分具有和附近土样不一致的特征，而脑特盖遗址则依然主要是聚落附近获取的普通易熔黏土制作，说明该时期可能有不同的生产单位采用不同的制陶工艺。赤峰学院讲师刘江涛博士表示，兴隆洼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玉器系统最为发达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其中玉玦的出土数量最多，是兴隆洼文化最典型、最具影响力的玉器之一。兴隆洼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一定的用玉规范，同时将审美价值、思维观念、宗教信仰等注入玉器之中，奠定了中国玉文化接续发展的牢固根基。辽宁师范大学田广林教授认为，五千年前，较早在红山系列文化社会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以敬天崇祖为基本内涵特征的礼制传统，成为后世中国南北各族居民共同的精神产物和历史文化根源，这种文化上同根同源的内在亲缘关系，成功地维系了中华五千年礼制传统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张国春在论坛闭幕式上致辞说，长期以来，该所陆续主持或参与发掘多个重要红山文化遗址，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并与内蒙古、辽宁等地文物考古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共同推进红山文化研究不断迈向深入。他表示，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将在持续推进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凝聚力量开展联合攻关，加快红山文化研究成果的阐释和传播，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包括传播体系的建设上谋划合作，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不懈奋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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