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有三大灾，分别是水灾旱灾和蝗灾。但是据史料记载，水灾旱灾之后饿殍遍野，蝗虫却来得快去得快，连续两年出现蝗灾的情况，基本没有，尤其是唐代以后，蝗虫基本就掀不起什么风浪了——它们最后居然成了稀罕物，被当做虾米食用，一升蝗虫甚至能卖到五百个大钱，成了张翅膀的铜钱。

蝗虫从三大灾变成美味虾米，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现在的蝗虫是不敢三只一起出行的，因为三只蝗虫不可以做一个烤串儿了。”蝗虫为何如此悲剧？这还要从一代英主的一次愤怒说起，正是这位皇帝亲口证明蝗虫是可以吃的。

有史料记载的食蝗第一人，是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吃蝗虫，在《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唐纪八》《新唐书·卷二·本纪第二》和清朝陈芳生所著《捕蝗考》中均能找到相关记载。

唐太宗的愤怒之举，造就了蝗虫今天的悲剧

蝗虫为害，自古有之。按照唐朝名相姚崇的理解，《诗经》中那句“秉彼蟊贼，付畀炎火”，讲的是灭蝗之法——要求人们把蝗虫扔进火里。但是今天看来，上古之民把蝗虫扔进火里，可能在进行最早的烧烤。

姚崇引用的那句话，出自《诗经·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被称为“位面之子”的汉光武帝刘秀，也曾下诏灭蝗：“勉顺时政，劝督农桑。去彼螟域，以及蟊贼。”

虽然蝗虫发生频率较高（据统计，从公元前年到公元年的多年中，大蝗灾发生约次），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知道蝗虫会吃光人类的庄稼，却没想过把蝗虫当作盘中美餐，直到唐太宗李世民雷霆震怒，事情才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人们越吃越香，吃得蝗虫都不敢三只一起出行了。

唐太宗吃蝗虫的事情，发生在贞观二年（公元年）。

那一年大唐帝国闹起了蝗灾，闹蝗灾的起因，是上一年发大水而今年又比较干旱（去岁霖雨，今兹旱、蝗）。

按照惯例，好一点的皇帝在遭遇天灾的时候，都会向上天和百姓写检讨，李世民未必是好兄弟，但却绝对是位好皇帝，他也下了罪己诏：“若使年谷丰稔，天下又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

上天似乎很给李世民面子，收到“深刻检讨并承担责任”的信，很慷慨地下了大雨：“所在有雨，民大悦。”

蝗虫肯定是听不懂人话的，即使这话是天子皇帝说的，它们也不给面子，甚至飞到了李世民的皇宫里找食吃，这下子可把李世民惹急眼了，施展神箭手的手段，一把就抓住了好几个：“老百姓都把庄稼当做命根子，你把庄稼吃了，百姓吃啥？来来来，你不是厉害吗？我吞了你，看你能不能吃了我！”

李世民抓住蝗虫就往嘴里填，可把身边的文武群臣吓坏了——在此之前，从来就没有人吃过蝗虫，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有没有毒能不能吃，所以他们抱住李世民的胳膊劝谏：“这肮脏的东西，吃了会得病的！”

李世民甩开群臣之手：“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

也许是被皇帝大嚼特嚼吓怕了，当年的蝗灾还真就消失了：“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现在想来，蝗虫是不会怕皇帝的，它们之所以消停，很可能是被百姓吃光了。

有人说蝗虫是上天对人类的惩罚：“天灾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杀蝗多必戾和气。”

从李世民开始，唐朝流行起了食蝗之风，到了唐德宗李适执政的时候，老百姓已经发明了新吃法，不像李世民那样暴躁地生吃了：“贞元元年夏，民蒸蝗暴干，颺去翅足而食之。”

先蒸后晒，去掉翅膀和爪子，看来当时的人们吃蝗虫，已经比较讲究烹饪方法和口味了——其实蝗虫的大腿也挺好吃，笔者小时候吃蝗虫烧烤，主要就是吃那两条大腿。

要不是唐太宗李世民率先开口，蝗虫到底能不能吃，在唐朝可能还是个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蝗虫之所以悲剧到今天不敢三只一起出门，实际是起源于贞观二年李世民的大嚼特嚼。

从灾害到食物，从食物到商品，蝗虫的日子越过越惨

据说某一年山东闹了蝗虫（已经不能称之为灾），各地饕餮纷纷自驾前往，等到了地方，却发现野地里已经没有三只成群的蝗虫了——它们都被装在网兜里，摆在街边出售呢。当时蝗虫卖得比猪肉还贵，达到了每斤二十元（当年猪肉从十块钱三斤到七八元一斤，没有现在这么贵）。

蝗虫变成商品，还真不是现代人的发明，这个发明权要属于比较坏的后晋高祖石敬瑭：“天福七年，命百姓捕蝗，一斗以粟一斗”。

石敬瑭生逢乱世，当时米贵如珠，一斗蝗虫能换一斗小米，估计很多老百姓是很愿意做这笔买卖的。

石敬瑭以粟易蝗，主要是为了灭蝗，所以这买卖不可能常做。

宋神宗也是个暴脾气，他直接对蝗虫开出了悬赏灭杀令：“所有的县官都要亲自到灭蝗第一线动手扑打，打死收集到的蝗虫，给予同等体积（古代计量一般以升斗而不是斤两）的细粮，对于专业蝗虫猎手的赏金，按质论价，大蝗虫一斗给铜钱一百文，小蝗虫一斗给铜钱五百文！”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蝗虫刚飞起来就被灭了——带翅膀的铜钱，那可是飞来横财！

到了明朝，为了方便蝗虫捕手工作，一个叫过庭训的御史还想出了更高明的办法。

过庭训不是《论语》里的教子方式，而是却有其人，此公字尔韬，号成山，过庭训在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考中进士，并当上了江陵知县。

山东起蝗虫，明朝照例实行以物易物灭蝗之策，过庭训专门上了一道《赈济疏》，提出了更方便的解决办法并得到批准执行：这些蝗虫捕手“一面捕蝗，一面归家喫饭，未免稽时時候”，干脆到向市上买现成的白面做成饼子，直接拉到捕蝗现场，蝗虫不论大小，一升换饼三十个。

一升蝗虫换三十张大饼，这赏格已经足够高了：一升蝗虫肯定不到一斤，但三十张大饼，咋也得有五六斤吧？

除了鼓励大家拿蝗虫换粮换前，古人还学会了大忽悠：“虾子一物，在水为虾，在陆为蝗，即终岁食蝗，与食虾无异。”“（蝗虫）曝干可代虾米。——《范仲淹奏疏》”

“虾子”繁体字简体字不一样，有虫字旁的，也有鱼字旁的，但读音一样。既然官府这么说了，当时的老百姓当然信以为真，以为蝗虫也是虾的一种，既然是虾，那就吃起来没烦恼了。

现在的人都知道蝗是蝗虾是虾，一个陆生一个水产，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古人不知道呀。同样的高蛋白，炸出来一样香脆可口，于是蝗虫被当做“旱虾”端上了餐桌：“遇此灾，田间小民不论蝗蝻，悉将烹食。城市之内用相馈遗，亦有熟而干之，鬻于市者。”

蝗虫飞扬跋扈的日子就此终结，不论大小通通被清蒸干炸做烧烤，甚至成了馈赠佳品。

蝗虫的最佳吃法，是野外烧烤，现在的做法已经失去了很多乐趣

听说印度巴基斯坦都闹起了蝗虫，儿子一脸的神往：那年蝗虫多，妈妈还给我抓了油炸呢，好多年没见过也没吃过了！

这也难怪，现在的城市居民，尤其是九零后零零后，已经不见蝗虫好多年，就像他们不知道过去有人寻短见跳井一样——很多人连辘轳都没见过，当然不知道过去的水井什么样。

但是问起六零后七零后并有过乡村居住经历的人都知道，蝗虫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放学时候，小学生们把书包一扔，三五成群跑到野甸子，开展一场“无风险狩猎”——抓蚂蚱。

蝗虫俗称蚂蚱、蚱蜢（直翅目下蚱总科、蜢总科、蝗总科），比直翅目螽斯科的蝈蝈好吃——蝈蝈肚子太大，卖相不好，一般都是抓来听鸣叫。

当时的小学生可能还没见过现在的烧烤，但是大家都无师自通地知道怎么做烤串：揪掉脑袋带出肠子，七八只蝗虫（我们叫蚂蚱，但为了统一名称，这里还是叫蝗虫）用细柳条或蒿子杆儿串成一串，找点干草麦秸，拢小小的一堆火，烤得滋滋作响香气四溢。

现在蝗虫已经进了城，但却绝不是它们自愿的——它们宁愿在荒郊野外自由飞翔，也不愿意到高档餐馆和大排档当招牌美食。

过去人们灭蝗食蝗，属于无奈之举，但是近些年来野生蝗虫被吃得几乎绝迹，有些地方还进行了人工养殖（前些年山东那次闹蝗虫，据说就是养殖大棚跑出来的），这就是人力的伟大之处：人类无所不吃，日子越来越好嘴也越来越叼，而蝗虫从灾害到食物，从食物到商品，日子是越过越凄惨。

我们不能说吃蝗虫是一种进步，但是必须要说，面对任何自然灾害，只要克服恐惧心理，就很容易取得最终的胜利，这就是我们跟西方的区别，他们祈求上帝垂怜，咱们讲究人定胜天。

蝗虫很难肆虐神州大地，我们还要感谢唐太宗李世民，是他做了第一个吃螃蟹（蝗虫）的勇士，而李世民吃蝗虫，表明的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不效仿他粗暴的吃法，但要学习他的精神——面对灾害，哀求和逃避都不是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亮出我们的尖牙利齿勇敢面对，我们能吃苦敢吃苦，这样才能在于灾害的斗争中不吃亏。

李世民正是用自己冒着风险的大嚼特嚼，展现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没有人类不能战胜的灾害……

参考史料：《诗经》《新唐书》《资治通鉴》《捕蝗考》等